此事另外一个意义在于，善款的捐赠者应该具有某些权利，比如说要求如何使用的权利。很多时候我们捐赠完毕之后，这些钱到底是不是花在了应该用的地方、花了多大的比例在实际的工作中，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际上在国外运作成熟的体系里，有那种指定用途与运营基本条件的大宗捐款，也有小额捐助者指定的受益者，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保证了捐赠人的权利。
有时候我们的慈善组织在这方面做得不足，缺乏最起码的服务意识。慈善并不只是对被帮助者的救助与服务，也是对于捐赠者的服务，以善之名强制要求捐赠者不干涉具体事务的话，就像公交车以公共交通为理由在街上横冲直撞一样，或许确实应该保证公交先行，但基本规则还是要遵守的。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慈善机构或者其他NGO组织属于非盈利性的，但这样的机构也一样要遵从经营管理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也可以把这样的机构视作一种公司，只不过他们的产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一种民间自我组织的社会服务。在一家公司经营的时候，降低成本、提高效能是最基本的要求。有意思的是，曹先生这次所使用的正是商业公司所应用的经营观念，效果就如同他所经营的企业一样良好。
但这种行为与公司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公司可以这么要求员工，而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往往都是不拿钱的义工以及地方政府，能够如此高度配合实属难能可贵。虽然这是在曹先生父子全程监督下进行的，也还是说明只要是想做好，原本会出现的那些滥用爱心的状态是可以被纠正的。
所以，这次苛刻的慈善所体现的，并非是苛刻而善，而是苛刻的要求才能到达“善”的效用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