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倒苏派”和“挺苏派”争论得如何激烈，都影响不了苏轼自说自话，在北宋词坛另立门派。其实，他也不是有意识要“另立门派”，他只是我手写我心，性情到处，皆成词句，至于写出来的句子是像“诗”还是像“词”，他是不在意的。在他看来，诗也好，词也好，都只是他性情的载体而已。他根本无意于刻意去迎合词体本色，只是自然率性地抒发自己的性情本色。
性情本色的内涵显然是要比词体本色涵义更为宽泛的。如果词体以阴柔美为本色，那么性情则更为复杂和丰富，性情有温柔者，有刚烈者，有浪漫者，有沉厚者，有淡泊者，有浓郁者，有旷达者，有敏感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情，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情，又怎么能以“柔情”一言蔽之呢？
对于词人而言，当抒写其温柔敏感之性情时，其词风格自然符合“柔情”的词体本色；可当他抒写的是豪迈旷达的性情的时候，就不可能削足适履，强行塞进所谓的词体本色中去了。
对性情丰富的苏轼来说就正是这样。他有温柔敏锐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豪迈旷达、通人情达事理的一面，因此他能写符合词体本色的婉约词，也常常不期然唱出或高亢或旷远的“别调”出来。在苏轼而言，风格的选择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性情本色使然，就像张耒说的那样，“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东山词序》）
苏轼写词，就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性情之作。他的词，不一定总是符合词体本色，却自然地展现了他的性情本色，是“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的“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
总之，苏轼在性情方面对词体的拓展，在当世就引起了热议，虽然也有赞誉者，但批评的声音仍是主流的。但我认为在苏轼引起的当世热议中，只是关注到苏轼在情感上的豪放偏离了婉约本色的传统，而没有充分注意到苏轼在“理”方面对词体内涵的突破和提升。
如果说“豪放”是看得见的一种突破，是风格的外在表现，那么融理入情就是一种隐蔽的突破。不遑说苏轼称得上真正豪放意义的词只有寥寥数首，从抒情的风格而言，柔情仍是苏轼词的主流。即使就这数首豪放词，其情感也是顿挫转折，有的更在结尾将情感收束住，并非是那种一泻无余的豪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