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非本色”与融理入情的性情本色 3

不论“倒苏派”和“挺苏派”争论得如何激烈,都影响不了苏轼自说自话,在北宋词坛另立门派。其实,他也不是有意识要“另立门派”,他只是我手写我心,性情到处,皆成词句,至于写出来的句子是像“诗”还是像“词”,他是不在意的。在他看来,诗也好,词也好,都只是他性情的载体而已。他根本无意于刻意去迎合词体本色,只是自然率性地抒发自己的性情本色。

性情本色的内涵显然是要比词体本色涵义更为宽泛的。如果词体以阴柔美为本色,那么性情则更为复杂和丰富,性情有温柔者,有刚烈者,有浪漫者,有沉厚者,有淡泊者,有浓郁者,有旷达者,有敏感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情,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情,又怎么能以“柔情”一言蔽之呢?

对于词人而言,当抒写其温柔敏感之性情时,其词风格自然符合“柔情”的词体本色;可当他抒写的是豪迈旷达的性情的时候,就不可能削足适履,强行塞进所谓的词体本色中去了。

对性情丰富的苏轼来说就正是这样。他有温柔敏锐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豪迈旷达、通人情达事理的一面,因此他能写符合词体本色的婉约词,也常常不期然唱出或高亢或旷远的“别调”出来。在苏轼而言,风格的选择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性情本色使然,就像张耒说的那样,“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东山词序》)

苏轼写词,就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性情之作。他的词,不一定总是符合词体本色,却自然地展现了他的性情本色,是“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的“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

总之,苏轼在性情方面对词体的拓展,在当世就引起了热议,虽然也有赞誉者,但批评的声音仍是主流的。但我认为在苏轼引起的当世热议中,只是关注到苏轼在情感上的豪放偏离了婉约本色的传统,而没有充分注意到苏轼在“理”方面对词体内涵的突破和提升。

如果说“豪放”是看得见的一种突破,是风格的外在表现,那么融理入情就是一种隐蔽的突破。不遑说苏轼称得上真正豪放意义的词只有寥寥数首,从抒情的风格而言,柔情仍是苏轼词的主流。即使就这数首豪放词,其情感也是顿挫转折,有的更在结尾将情感收束住,并非是那种一泻无余的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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