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警察打来电话。确认完我的身份后，警察说：“由于发生了动手打人的事件，我们准备立案处理。您能否描绘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将自己所见到的情形描绘了一遍。打电话的警官进一步确认道：“是不是那名男子先动手的？”这可能是立案所必要的证据吧。然而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忙于搬家，未见到双方争吵的具体过程，无法提供这个关键的目击证言。
我据实以告，然后反问道：“你们知道那个单元的情况吧？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位老太太发生冲突，谁先动手，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想到此前受到影响的心情，郁愤之情油然而生，我不觉提高了声调。
警察听出了我的语气，说道：“明白了，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如果需要请您协作，我们可能还要麻烦您，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回答说：“没问题。”不过，警察后来并未找过我。
我一直在想，那个单元的噪音问题其实并非难以解决。然而奇怪的是，人们为何就任由那种状况无休无止、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
不过，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面。除了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特异状况外，整个团地显得异常安静，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人们的说话声，但仔细听来，多半是居住在这个团地的华人在交谈。此外，由于出门与回家的时间与别人不同，我甚至看不到这个团地中的其他人。这是一个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这种印象由于我在新团地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接下来一年的团地生活中，我几乎没有碰到过邻人，没有听到过邻人的说话声，更没有受到任何人为噪音的烦扰。我生活在一个阒寂无声的世界。那是一个我已然熟悉并习惯了的世界。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当时习惯那样寂静的生活，那样与邻人毫无瓜葛的生活，是否与自己客居他乡的情境有某种关系？或者，更是当时我置身其中的社会使然？比如说，我积极适应那样的社会，进而将其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他乡与家乡的区分，已然消失了。
三
邻人转换为陌生人，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稀疏而冷漠。
在电视的纪录片中我得知，我此前居住的那个团地因“孤独死”事件在日本闻名遐迩。所谓的“孤独死”，是指无人照顾的老人、尤其是有疾患在身的老人在自己房间中孤独死亡的现象。死亡原因，或者由于无法及时服用药品，或者无力制作食物。老人死亡时，通常无人知晓。直到数日后，房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时，才会被发现——通常由警察打开房门，抬出尸体。
有一次，我与几位中国留学生在食堂用餐，其中有一位专攻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女留学生。期间我发现她神色不对，就询问缘由。她研究的主题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感伤主义，思绪可能深浸其中，平日就显得有些多愁善感。
似乎觉得可能有失礼之处，她踌躇许久才开口说，她的一位邻居突然死了——孤独死。她的描述反映了所有孤独死共有的特征。说完后，她不停地道歉，说不该在吃饭时提起这些，但她感到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急忙安慰她说：“这在日本不是很常见的吗？”
其实，真正令人不解的是，在孤独死事件中，死亡的老人并非都是鳏寡孤独。在电视报道中，故去的老人的儿女通常会流下悔恨的泪水。
与传统的邻里关系的消失并行的是，亲情也正在变得淡漠。
不过，我同时也得知，市民层面的另外一种互助关系正在形成。为了防止悲剧发生，团地居民自发组织了行动团体，对重点需要照顾的群体——尤其是独居老人——给予帮助。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许多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