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还没有谁提出现代的、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历史的理论模型。有人把这看作中国学者的不争气，看作前几十年不正常的历史所致；我也曾经这样认为。但现在看来，问题并不如此简单。20世纪以来，东方主要大国如日本、印度都没有形成独立于西方并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系统，这些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有其特点。它们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思想，绝不是因为政治控制或意识形态专政的缘故。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放弃或丧失了自己原来的度量衡制度，统一使用西制，也就是公制。这恐怕才是民族国家不能产生自己新思想体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恩格斯把科学的标准定义为能否用数量关系来表达研究对象，这一点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人文学科不成其为科学，就是因为人的思想心灵无法像物理、数学公式那样量化描写定义。但西方人并不简单地就此罢手。他们称过灵魂的重量、求过美的数值、规定过标准美女五官的具体尺寸，当然还有后来对女性“三围”理想比例的设定，等等。这在我们看来是愚不可及的做法，但却是人类所有愚蠢行为中最为聪明清晰的一种，因为它比较接近真实。黄金分割律迄今为止还不能说它是荒谬的东西。人的情感世界最难把握了，然而如果各种情绪情感被科学家找到基因上的根据，用数字符号来度量情绪情感就不是一句空话。因此，如果说世界能产生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科学，那这科学的基础必是自然科学无疑。经济学最接近自然科学，因为经济学的基础是数学。经济学有国界吗？有民族色彩吗？好像没有。对这种基本没有人情味的科学是否喜欢是一回事，它们是否要看你我的脸色而存在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喜欢的东西都消失得很快，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却挡也挡不住地潮水般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