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远达不太信这些，他只是觉得三棵树酒店环境非常好。背山临水，视野十分开阔，而山上树木随四季变化，色彩缤纷，煞是喜人。
郁远达不太喜欢自己所处的这座城市，这个城市几乎是一座雾都，空中总是灰蒙蒙的一片，还时不时出现阴霾天气。也不知这阴霾里混杂着什么污染物，人在户外几分钟，就会被呛得鼻子和眼睛都痛。
新闻记者采访环保局官员时，官员们解释说主要是因为这座城市地形有问题，北面、南面和东面都是高山，只有西边地势稍低，这样就不利用空气流通。郁远达开始听到这种解释，觉得有些道理。后来想想又不对，这就好比一个老师说一个学生成绩太差，总将原因归结于这个学生太蠢，从不找自身的原因一样。这个城市近几年来发展迅速，四处都在搞发开，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工地，空中尘土飞扬。更可恨的是城市中间有几个大烟囱天天在冒黑烟，再加城市汽车激增，尾气十益加重，不出现阴霾才怪呢。伦敦被称为“雾都”，不就是工业时代污染造成的吗？每当呆在城里觉得有点闷时，郁远达便开车到三棵树酒店吃顿饭，一到这边感觉就清爽得多，整个人心情也就舒畅起来。
郁远达这次没开车来，贺子墨便问他：“你回哪呢？要不去一下万佛寺，请请佛？”
“今天没时间去了，还是先回一下单位吧。”郁远达对于拜佛之事不迷信，但也不拒绝，每到一处佛寺，他同样也要去拜一拜的，但今天他却不想专程去。
“也好，我下午还要去省检察院搞个采访。”
“你搞什么采访，不就是去拿个红包，再拿堆资料回来凑个新闻了事。”郁远达话刚出口就后悔了，他意识到这玩笑有些过火，因为贺子墨最讨厌记者为拿红包而去采访了。
贺子墨当然不会生郁远达的气，他笑着说：“哪里是拿什么红包，是赵检察长约我。下次我去你那采访，你就准备一个大红包吧。”
郁远达知道赵检察长名叫赵尚文，实际是副检察长，但年轻有为，提拔副检察长时才33岁，是省检察系统里一颗耀眼的政坛明星。
郁远达觉得贺子墨与早年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贺子墨分配到《西岭日报》社会部当记者时，他踌躇满志，一心想当范长江式的新闻记者。七八月酷暑期间，同事们都坐在空调办公室里，上上网聊聊天，最多不过上网查查线索，然后打个电话采访一下，半个小时就“造”出了一篇新闻。但贺子墨却不愿做这样的记者，他戴着一顶草帽，骑着一部二手自行车，满大街地寻找新闻。大家都笑话他，但贺子墨却固执地认为：只有用脚去丈量城市，用心去感受世情，用脑去捕捉灵光，这样才能抓到好新闻。然而，贺子墨的“三用”新闻理念常常遭到现实“无用”的打击。他辛辛苦苦跑回来了的新闻，经常被编辑删得只剩下100多字，作为“边条新闻”刊出来。有人就暗地里给贺子墨取了个外号，叫“贺边条”。贺子墨第一次听别人叫他“贺边条”时，肺都气炸了，想都没想挥拳砸向了对方的脑袋。
被砸的是报社经济部的记者黄一川，这个黄一川是个典型的“新闻二流子”，平常很少写新闻，整天就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利用记者采访的特权去找别人麻烦，然后整篇“负面新闻”出来，然后将这新闻稿发给对方单位请他们“审查”稿件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实际上就用是“负面新闻”去要挟人家。被黄一川找了麻烦的单位，生怕被曝光，就愿拿钱出来了难。但黄一川却不是省油的灯，每当这时就狮子大开口，开价至少上万元。有的单位被黄一川索要了难费后，气不过，就匿名向报社领导举报。报社派人去调查，但关键时刻当事单位又不敢站出来了，最后就不了了之。黄一川却从中吸取了教训，此后索要时，他不再明目张胆地要红包，而要对方拿钱在报纸上做广告，他从中拿广告提成，这样就更安全了。而且，他这样做又为报纸增加了广告收入，即使有人举报，领导也睁只眼闭只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