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悼词，闫伟斌基本满意，认为对苏光耀的评价基本准确，只是篇幅有点长，个别细节上还需推敲，力求准确、正确，就跟高丰一字一句地推敲起来。
下午，闫伟斌拿着修改好的悼词去了聂宝山的办公室。聂宝山皱着眉头细细看了起来，看完之后说基本还可以，就这样吧，但是对苏光耀的评价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需要把握好一个度。说着，动手修改了几个地方。
闫伟斌还没有来得及汇报家属们的要求，聂宝山就问道：“苏光辉找你们没有？”
“上午已经找过了。”闫伟斌说，“我说我会把家属们的要求给领导们汇报的。”
“你是怎么看的？”
“我感觉要求还是高了点，有点过！”闫伟斌不知道聂宝山的真实想法，模棱两可地说。
“简直是乱弹琴。”聂宝山生气地说，“他们以为革命烈士就是那么随便给的，又不是在单位或者工作一线被害的。即使是在单位或者工作一线被谋害，也不一定就能被定性为革命烈士，还得看当时具体的情况。而且还要五十万的抚恤金，真是狮子大开口！要是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办？”
“部长，您是怎么回答的？”
“我坚决拒绝了！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家属们的要求满足不了，要是闹起来怎么办？追悼会也开不成了！”闫伟斌不无担忧地说，“再说，追悼会上还有很多领导参加，要是闹起来，影响恐怕很不好。”
“他们敢！”聂宝山斩钉截铁地说，“他们要是闹起来，就不开了，说白了，还不是给他们开嘛！不过，话虽这么说，你们下去还是再做做家属们的工作，不要再提不着边际的要求，有什么事情等开完追悼会再说。”
“好的，我再做做家属们的工作，争取做通。”
“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
回到单位，闫伟斌立即联系苏光辉。
等苏光辉和苏秀荣来到办公室，闫伟斌就把聂宝山的意思说了，但他只说是上面领导的意见，没有具体说领导的名字。
“这么说来，我们家属的要求不能满足？”苏光辉的口气有点生硬。
“目前只能这样。”闫伟斌肯定地说，“至于领导们以后是怎么考虑的，只能等追悼会开完后再说。”
“哪个领导说的啊？”苏秀荣问道，“怎么这么让人寒心！那你们说说我嫂子以后咋办？孩子正在上大学，需要一大笔钱！我哥毕竟是正处级的领导干部，就不能特殊一点？”
“不行，目前真的不行！”闫伟斌说。
“闫台长，其实，我们已经找过聂宝山部长了。”苏光辉说，“他一口就回绝了。我把情况向我嫂子说了，她很激动，说领导们就不能网开一面，人都死了，还死得那么惨，不就给死人一个虚名，给孩子一点生活费嘛！我嫂子一激动，晕过好几次了。闫台长，我是担心追悼会，怕我嫂子一激动又晕过去，追悼会就开不成了。”
闫伟斌听出了苏光辉话里的画外音，这是威胁。但他不怕，有聂宝山的话在那儿给他撑着腰。他说：“这就是我找你们来的原因。希望你们好好做做你嫂子的工作，把追悼会开成功，有什么要求等完了再说！”
苏秀荣说：“要是追悼会都开完了，领导们还会理吗？我嫂子说了，要是追悼会上把我哥定性为革命烈士多好，也是对死者和生者最大的安慰！”
“现在真的不行。”闫伟斌说，“就这样吧，你们回去后好好做做你嫂子的工作，其他的一切完了再说。”
“工作我们会做，要是做不通可就没有办法了。”苏光辉说，“我嫂子毕竟是个妇道人家，见识短浅，我也担心她要是想不通，影响追悼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