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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悼词,闫伟斌基本满意,认为对苏光耀的评价基本准确,只是篇幅有点长,个别细节上还需推敲,力求准确、正确,就跟高丰一字一句地推敲起来。

下午,闫伟斌拿着修改好的悼词去了聂宝山的办公室。聂宝山皱着眉头细细看了起来,看完之后说基本还可以,就这样吧,但是对苏光耀的评价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需要把握好一个度。说着,动手修改了几个地方。

闫伟斌还没有来得及汇报家属们的要求,聂宝山就问道:“苏光辉找你们没有?”

“上午已经找过了。”闫伟斌说,“我说我会把家属们的要求给领导们汇报的。”

“你是怎么看的?”

“我感觉要求还是高了点,有点过!”闫伟斌不知道聂宝山的真实想法,模棱两可地说。

“简直是乱弹琴。”聂宝山生气地说,“他们以为革命烈士就是那么随便给的,又不是在单位或者工作一线被害的。即使是在单位或者工作一线被谋害,也不一定就能被定性为革命烈士,还得看当时具体的情况。而且还要五十万的抚恤金,真是狮子大开口!要是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办?”

“部长,您是怎么回答的?”

“我坚决拒绝了!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家属们的要求满足不了,要是闹起来怎么办?追悼会也开不成了!”闫伟斌不无担忧地说,“再说,追悼会上还有很多领导参加,要是闹起来,影响恐怕很不好。”

“他们敢!”聂宝山斩钉截铁地说,“他们要是闹起来,就不开了,说白了,还不是给他们开嘛!不过,话虽这么说,你们下去还是再做做家属们的工作,不要再提不着边际的要求,有什么事情等开完追悼会再说。”

“好的,我再做做家属们的工作,争取做通。”

“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

回到单位,闫伟斌立即联系苏光辉。

等苏光辉和苏秀荣来到办公室,闫伟斌就把聂宝山的意思说了,但他只说是上面领导的意见,没有具体说领导的名字。

“这么说来,我们家属的要求不能满足?”苏光辉的口气有点生硬。

“目前只能这样。”闫伟斌肯定地说,“至于领导们以后是怎么考虑的,只能等追悼会开完后再说。”

“哪个领导说的啊?”苏秀荣问道,“怎么这么让人寒心!那你们说说我嫂子以后咋办?孩子正在上大学,需要一大笔钱!我哥毕竟是正处级的领导干部,就不能特殊一点?”

“不行,目前真的不行!”闫伟斌说。

“闫台长,其实,我们已经找过聂宝山部长了。”苏光辉说,“他一口就回绝了。我把情况向我嫂子说了,她很激动,说领导们就不能网开一面,人都死了,还死得那么惨,不就给死人一个虚名,给孩子一点生活费嘛!我嫂子一激动,晕过好几次了。闫台长,我是担心追悼会,怕我嫂子一激动又晕过去,追悼会就开不成了。”

闫伟斌听出了苏光辉话里的画外音,这是威胁。但他不怕,有聂宝山的话在那儿给他撑着腰。他说:“这就是我找你们来的原因。希望你们好好做做你嫂子的工作,把追悼会开成功,有什么要求等完了再说!”

苏秀荣说:“要是追悼会都开完了,领导们还会理吗?我嫂子说了,要是追悼会上把我哥定性为革命烈士多好,也是对死者和生者最大的安慰!”

“现在真的不行。”闫伟斌说,“就这样吧,你们回去后好好做做你嫂子的工作,其他的一切完了再说。”

“工作我们会做,要是做不通可就没有办法了。”苏光辉说,“我嫂子毕竟是个妇道人家,见识短浅,我也担心她要是想不通,影响追悼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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