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还要讲下去时，另一个瘦瘦的高个子的诗人抢着说了。他说，那时，我经常去给他打扫卫生。冬天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就去给他生炉子。那时，他家里人还没来嘛。他晚上总是不睡觉，一直在看书，床上到处都是书，好多书都打开着，夹着纸条，不让别人动。地上也到处是书。除了一张书桌，他没有别的家具。他往往到凌晨四点左右才睡觉，我往往都是十点左右去，刚好是课间操的时候。他专门给我配了一把钥匙。我悄悄地进去，有时炉子还着着，大部分时候都灭了。我就给他生火。他有个特点，睡觉不穿衣服，什么都不穿，赤条条的。我进去给他生火时，他往往还要光着身子在屋子中央的一个尿盆里撒尿。尿完后他又上床去睡觉，再睡半个小时左右才肯起床。我把炉子生好，又给他把尿盆端到公共厕所里去倒掉。他住的是平房嘛，离他房子大概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厕所。平时没人打扫，特别脏。晚上又冷，所以大家都用尿盆。别人一早就去倒了，他的往往要到十点多以后。那时，人就多了。他自己往往不好意思去倒，我就给他倒。你们不要笑，那个时候，多少人都想与他接近，给他倒尿，而他偏偏选中了我，所以，我因为给他生火和倒尿在同学们中间特自豪。
诗人还想继续说他与好问先生生活中的交往，可另一个微胖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打断了他，说，我真正佩服他的还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气节。我一毕业就被分配在省委宣传部，一直在那里干了十多年。有一段时间不是搞运动嘛，他是运动分子之一，不过，那时候再不大整人了，就是批评、教育。刚开始我们领导与他谈，结果呢，所有的领导都被他谈得哑口无言。人家好问先生在“文革”期间就把马恩全集和毛泽东选集啃烂了，第几卷第几章讲的什么，他一清二楚，谁能谈过他啊。后来一到大学又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读了，他的理论水平是当时全省最高的，没有人能说服他。好问先生的口才又好，经常是把我们那些领导谈得目瞪口呆、满头大汗地回来。后来，有人就出了个主意说，既然是这么大学问的人，就赶紧给个教授，然后把待遇搞好一些，稳定人心，不要让他乱讲话就行了。于是，我们领导就跟学校领导说，让学校领导去做工作。你猜好问先生怎么说？他说，我现在才是个讲师，副教授都不是，怎么能评教授呢？国有国法，什么都要以法循事，我怎么能违背国家政策法规呢？关于住房的事，他说，我现在住的这间平房就刚好，能够容下我这身臭皮囊，如果你们能给我一间容得下我思想与灵魂的房子，我就去。他的骨头是很硬的。反正每一次的政治运动，他都没落下，但没有一次低过头。
那个干部刚刚话音落地，一个女青年说，听说他还有个情妇。
此话一出，人们便纷纷争起来。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正在这时，有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进来了，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别人便问，好问先生呢？
总之没来。大家失望地埋怨了几句，然后开始搞活动。后来，大家还是把好问先生忘了。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生怕自己的发言不到位不出众，你方登罢我方赶紧上场。都要吃晚饭了，我也争不到发言的机会，索性偷偷地溜了。
还有两次文学活动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凡是举办活动的人都想请好问先生参加，而且也总有人认为自己能请来好问先生，可最终好问先生踪迹全无，扫了大家的兴。一些年轻人对好问先生颇不以为然，因为好多年既不见他的文章，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但这激起了中年人的愤怒，他们不允许年轻人如此轻视他们曾经的精神领袖。这使我对好问先生更为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