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一篇名为《师生恋》的小说。这篇小说我已经写了十几遍了，现在还要写新的版本，因为公司付了我薪水，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恋爱的，所以这部小说总是有读者，我也总是要写下去。
在黑色的皮衣下，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在椅子上坐久了，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好像挨了打，触目惊心。那件衣服并不暖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皮衣。在夏季，老师总在不停地拽那件绸衫——她好像懒得熨衣服，那衣服皱了起来，显得小了。好在她还没懒得拽。拽来拽去，衣服也就够大了。这故事发生的时节，有时是严冬，有时是酷暑。在严冬，玻璃窗上满是霜窗花，教室的水泥地下满是鞋跟带进来的雪块。有些整块地陈列着，有些已经融化成了泥水——其实，我并不喜欢冷。在酷暑时节，从敞开的门到窗口，流动着干热的风。除了老师授课声，还能听到几声脆响。那是构成门框、窗框或者桌椅的木料正在裂开。而这一次则是在潮湿的初秋季节。从本性来说，我讨厌潮湿。但我别无选择——因为这是我唯一能选择的东西。在潮湿的秋季，老师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是一道谜语。我写着的小说和眼前发生的一切，全靠这道谜语联系着。
在班上，我总对着桌上那台单色电脑发愣。办公室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讲台，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所以只有这一样可以对之发愣的东西。有时，我双手捧着脸对它发愣，头头在室里时，就会来问上一句：喂！怎么了你？我把一只手拿下来，用一个手指到键盘上敲字，屏幕上慢慢悠悠开始出现一些字。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你干什么呢？我就把另一只手放下来，用两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字，屏幕上还是在出字，但丝毫也不见快些。假如她再敢来问，我就把两只手全放回下巴底下去，屏幕上还是在出字，好像见了鬼。这台电脑经我改造过。原本它就是老爷货，比我快不了好多，改了以后比我还要慢得多。我住手后五分钟它还要出字，一个接一个地在屏幕上闪现，每个都有核桃大小，显得很多——实际上不多。头头再看到我时，就摇摇头，叹口气，不管我了。所有的字都出完了，屏幕变得乌黑，表面也泛起了白色的反光。它变成了一面镜子，映着我眉毛稀疏，有点虚胖的脸……头头的脸也在这张脸上方出现。她的脸也变得臃肿起来。这个屏幕不是平的，它是一个曲面，像面团里的发酵粉，使人虚胖。她说道：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她紧追不舍，终于追进了这个虚胖的世界里。人不该发愣，除非他想招人眼目。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我的故事另有一种开始。老师说，未来世界是银子的。这位老师的头发编成了高高的发髻，穿着白色的长袍。在她身后没有黑板，是一片粉红色的天幕。虽然时间尚早，但从石柱间吹来的风已经带有干燥的热意。我盘膝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开始打瞌睡，涂蜡的木板和铁笔从膝上跌落……转瞬之间我又清醒过来，把木板和铁笔抓在手里——但是已经晚了，错过了偷偷打瞌睡又不引起注意的时机。在黑色的眼晕下，老师的眼睛睁大了，雪白的鼻梁周围出现了冷酷的傲慢之色。她打了个榧子，两个高大的黑奴就朝我扑来，把我从教室里拖了出去。如你所知，拖我这么个大个子并不容易，他们尽最把我举高，还是不能使我的肚子离开地面——实际上，我自己缩成了一团，吊在他们的手臂上，像小孩子坐滑梯那样，把腿水平地向前伸去。就是这样，脚还是会落在地下。这时我就缩着腿向前跑动，就如京剧的小丑在表演武大郎——这很有几分滑稽。别的学生看了就笑起来。这些学生像我一样，头顶剃得秃光光，只在后脑上有撮头发和一条小辫子，只有一块遮羞布绕在腰上——他们把我拖到高墙背后，四肢摊开，绑在四个铁环上。此后我就呈×形站着，面对着一片沙漠和几只骆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