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的作品犹如一张网，一个网眼都不可遗漏。我认为，把它切割成时间的或者方法论的碎片纯属徒劳无益。” 这个看法同样适用于巴尔特自己的作品，而且能够概括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之一。这是一种正确的重返，因为这是写作方式尚未成熟的青年巴尔特在1942年的看法，他是在一篇投给疗养院的刊物《大学生》的有关《纪德日记》的文章里这样说的。时隔20年以后，《批评论文集》的“序言”里的一段话恰为其回声，同时似乎披露了这个内心的信念。现抄录如下:“因为作家的时间不是历时的，而是史诗式的；……因此，这是一段积极写作的时间，它的推进跟我们通常所说的旅程很不一样。”(EC，11)因此，基于相同的理由，也出于对一套写作计划的尊重，我们将既摒弃旅程说的简单图景，也摒弃方法论分期的教学之便。
实际上，声称能够分离出三个巴尔特显然是不恰当的:一个运用整套术语，一个从事解构活动，一个从事现象学。这场巴尔特充当了同样“没有‘旅程’”，却“一直在寻求同一个东西”(EC，11)的堂吉诃德式的寻觅过程，试图从中找出所谓认识论罅隙的迹象的努力也是徒劳的。而且，对于那些“对巴尔特主义深感失望”的人们，我们只能惊讶于他们奇怪的视若无睹。他们指责巴尔特自1975年起放弃了“学术”计划，实际上，巴尔特始终不无讽刺地强调，语言既可以让我们谈论这个计划的充足性，也可以谈论其不足性。他以写作的名义所呼唤的东西，恰恰与这种傲慢态度截然对立。写作是获得另一种知识的途径，既是完全谦卑的，又谦卑地兼容并蓄。在《时代杂志·文学副刊》上，巴尔特写道:“唯有写作能够与学问家的自信——只要他是在‘表达’他的科学——对峙，这就是娄特雷阿蒙 娄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本名Isidore Lucien Ducasse,1846—1870)，诗人，作品数量不多却复杂，对后世超现实主义作家影响很大。——译者注所说的作家的‘谦谦之风’。”(BL，19)
巴尔特的全部作品是一封有关盲人的信，专门针对闭目塞听、不打算正视文学的人。关于造成这种盲目性的原因，他从1967年起提出了几个。他的解释很独特，不是在原则方面(他解释说，摘掉护眼罩对科学毫无益处)，而是在提法上，人们可以从一种固执的社会学至上论里隐约看到，在他的写作的想象域里，尚有另外一层未曾被发掘的底蕴。他谈到“学术话语”如何无力“评价”——尼采的影子已经可见——“言语行为的快乐”，还说：“因为，如果它接受这个理念，就必须放弃社会建制使它安享的一切特权，愿意重返波德莱尔所说的‘社会生活’，即波德莱尔在谈起爱伦·坡时所说的‘被贬黜者得以呼吸的唯一元素’。”(BL，19)
在不断“迁移”和“偏转”的当初，巴尔特是否缺少一套研究的策略(被故意夸大为研究活动的末世论)，而只是一个劲儿地寻觅(且不深究这个概念的神话特点或其神秘的方面)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首先描述的正是这种沿着自己的道路从事的寻觅活动，然后再对目标进行评价。因为，按照巴尔特本人的说法，这个目标很像一个为他提供了最中意的寓意的演员:边走边手指自己的面具。18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巴尔特的写作正是这样一边前行一边巧妙地标示与他的方法有关的专门知识。作家巴尔特就是这样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的：他时而祭出纪德这个法宝，时而亮出普鲁斯特这张王牌。可是，他也引述波德莱尔，省思“大都市” 诗人的孤独和遭受排斥，他一直在拔高这种深刻的失落感，把它小说化，他一直在想象一位“新鲁滨孙”，孤岛便是“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他既听不懂人家说的话，也不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