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关于文艺复兴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14世纪晚期人们对待财富及展示财富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改变。有从需要放弃或隐藏财产（出于害怕被嫉妒、征税或诅咒）而转向公开享受财富的这样一种转变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艺术史家们一般的研究对象是精英阶层，而且很难深入考察14和15世纪的物主、赞助人和观众这样更为广泛的团体。尽管如此，如果奢侈壮观是富有者的特权，那么对财富小心谨慎的使用就是所有人关注的问题。例如，14世纪晚期，佛罗伦萨的伦理学者保罗·达·切塔尔多（PaolodaCertaldo）在他的《好习惯之书》中写道，“知道如何赚钱是一件非常美好和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更美妙和更了不起的事情，是懂得如何有节制地花钱，并且把钱财用在值得的地方”。15世纪，切塔尔多这种假设财富本身并无好坏之分的观点，被圣贝尔纳迪诺一再重申而成为一种共识：
富有本身并不是罪恶，财富被滥用才是罪恶。就其本身来说，财富是好东西，但是问题在于它们被罪恶地获取或者是罪恶地使用……如果人们以得体的方式挣得财富，并且善加利用，那么这就是上帝伟大的仁慈和恩惠。
对于圣贝尔纳迪诺和其他一些保守牧师来说，财富只能通过正当利润或者公平交换来获得，而不能通过放高利贷或收取利息这样的行为来获得，这些事情最好留给犹太人。得体的花费是用在传统的慈善领域中，包括支持教堂，救济穷困。正如一位14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人在一封请求给予穷人女儿妆资资助的信中提到，“我发誓，比起他（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蒂尼）建造的那些墙，他能够在此处得到更大的喜悦。教堂是好的，那些神圣的图画也是好的；但是基督每提到它们一次，就会谈及穷人一百次。”
在关于对待财富的态度转变的辩论中，人们通常假定这样的意见说明在艺术消费与慈善捐赠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是，尽管这个作家鼓励达蒂尼通过给穷人女儿提供嫁妆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也并没有谴责达蒂尼在建筑和圣像画上的投资，这一点很重要。基督徒的慈善救济与在艺术和建筑上的花费并不是彼此矛盾的动力，处理得当时，它们反而被看做是两种互补的因素。14和15世纪那些委托建造私人大型住宅或者购买奢侈品的赞助人，也确实几乎总是向教堂、医院和慈善团体捐赠金钱。商人乔万尼·鲁切拉伊（GiovanniRucellai，在15世纪中期的佛罗伦萨他是排名第三的富人）在一份个人笔记中声称，“我认为我在挣钱时的快乐远不如花钱时的愉悦，特别是在我所建造的建筑中得到的”，他不仅是指他那奢华的新宫殿，而且也是指他为多明我会圣玛利亚·诺维拉教堂所提供的正面建筑，以及他在圣潘克拉齐奥（SanPancrazio）教堂（本地的教区教堂）建造的用作墓地的小礼拜堂。展示财富不应该与表达慈善相脱离，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一则笔记中作出了相似的强调：
我发现，从1434年一直到1471年，正如一本记载这段时期的账簿所显示的，我们（美第奇家族）已经花了一笔数目非常巨大的钱。账簿中显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额，因为只在建筑、慈善救济和税上的花费总计就有663750弗罗林，其他花费还不算……这笔钱看来用得不错，我也非常满意。
乔万尼·鲁切拉伊和洛伦佐·德·美第奇有意要让他们的后代子孙看到自己的评论，他们这种被称为杂录本（Zibaldoni）的日志通常是为后代写作和保留的。但是在我们对财富的关注中，很容易忘记在不同类型的贫困之间还存在着强烈的差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