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洛伦兹改变了科学界的观点，使之认识到，可预测性存在难以逾越的局限性，这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不断增加的知识一定会导致更好的可预测性，因为现实就像钟表，虽然庞大、复杂到令人敬畏，但仍然只是一块钟表。科学家越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例如齿轮怎么啮合，钟锤和弹簧如何工作，他们就越能通过确定的方程把握它的运行规律，预测它的走向。1814年，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从逻辑上将这个梦想发挥到极致：
我们可以将宇宙的当前状态视为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成因。这种智慧将在某个时刻洞悉让大自然运转起来的一切力量，知晓它的所有组成部分的所有位置；不仅如此，如果这种智慧宽广到足以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它能用一个公式道尽最浩瀚的宇宙和最渺小的原子的运动。对这样一种智慧而言，一切都是确定的，未来就像过去一样呈现在它的眼前。
拉普拉斯将他想象中的这种存在称为“魔”。他认为，如果“魔”对现在无所不知，它就能预测未来的一切。它将是全知全能的。
洛伦兹对这个梦想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如果钟表象征拉普拉斯式的完美的可预测性，那么它的反面就是洛伦兹式的云。高中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水汽聚集在微尘周围，就形成了云。听起来简单，不过，某一朵特定的云到底如何形成，什么形状，则有赖于水滴之间复杂的反馈作用。为了反映这些相互作用，计算机建模师需要建立这样的方程：对数据采集过程中出现的能导致蝴蝶效应的细微误差高度灵敏。所以，即使我们知道所有关于云的形成原理的知识，也无法预测特定的云将呈现什么形状。我们只能等着瞧。历史的一个大笑话就是，当今科学家的知识远远多于100年前的同行们，拥有的数据处理能力也远胜于后者，可是对完美的可预测性的前景的信心却小得多。
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乐观的怀疑论者”—后半部分为什么是“怀疑论者”的重要原因。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一个近乎软弱无能的人的行为可能对世界产生连锁效应，每个人因此而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一名住在堪萨斯城郊区的妇女也许会认为突尼斯是另外一个星球，她的生活与之毫无关系，可是如果她的丈夫是驻扎在怀特曼空军基地附近的空军领航员，那么，她可能会惊讶地得知某个不知名的突尼斯人的举动引发了抗议，进而导致暴乱和独裁者的倒台，随后又在利比亚掀起抗议浪潮，并发展为内战，于是北约在2012年进行了军事干预，而她的丈夫则在的黎波里上空躲避防空炮火的攻击。这是一种不难追踪的联系。通常，这样的联系更难发现，但却充斥在我们周围，就像加油站的油价和街头的失业人群。一只巴西蝴蝶可以在得克萨斯州导致两种不同的情形：或者是一个晴天，或者是龙卷风撕裂城镇。在这样一个世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深刻洞悉未来的观点会使人误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