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在筹备婚礼—— 我们的婚礼和罗泽与尤斯汀娜的婚礼。马勒在《火荒》首演之后去塞莫林待了一两天，这是为了休息， 他在冬天经常这样做。
马勒在我们秘密订婚之后不久，去了德累斯顿，在那儿他躺在床上清醒而激动不安，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我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这个念头、这种恐惧他再也摆脱不了了。他返回维也纳时完全变了样，变得神经质和疾病缠身。
他过的完全是一种苦行主义的生活，面对自己不知所措……在可怕的紧张和自我折磨中他痛苦不堪；时而他希望一死了之，时而他希望疯了了事。
我们感到茫然和悲哀。他经常说：“如果你早就有过男人或者你是一个寡妇，那一切都好了！ ”他的这类情绪不断发生，令我苦恼极了，因为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的少女气质是美好的呀。那时我并没有预料到，就是这种美好也是相对的，我没有预料到，马勒那时粗暴地说，许多其他人所想和所希望的是：我是“经验老到的女人”。我当然不是。我们就这样折磨来折磨去，这不仅“ 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对爱情的恐惧”，到最后该发生的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不久后果就显现出来，我遭受巨大的痛苦。在所有的市民法则中隐藏着一个内在的真理，这不久我们就认识到了。
为《第四交响曲》和《怨歌》在维也纳首演的彩排时间到了。这是我第一次每天听到一部作品—— 而且是他自己的一部作品——的初次试演。这是一部令我开始时感到新颖和陌生的作品，但我逐渐地熟悉了，竟能很快地知道声部的每种美、每次进入。从这时起我对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响起的几个音直到最后的符点都熟记在胸，因为他指挥它们，他与它们有着同样的经历。这是我无法忘记和最为激动的时刻。
马勒恰恰在那段时间神经质特别厉害，此外由于个别人的经常调唆而对爱乐乐团怀有极大的偏见，这使我在每一次排练时都陷入一种可怕的惊恐之中。他发怒、挖苦个别人、申斥他们、用脚跺地、朝爱乐乐团成员大喊大叫，这使乐师们演奏时心怀反感，甚至做些鬼脸，在排练中间走掉了。我们在休息时间尽力去安慰他，但这场排练成为排练者和旁听者的一种折磨。一个年轻的乐师请求，他是否可以看看我的乐谱。我非常高兴有一个乐师在我身边。他是古斯塔夫·布莱歇尔，后来成为著名的指挥家，我与他一道对每一个成功的乐段都感到喜悦。
演出在190 2年1月12日举行。这是一场中午音乐会，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恶劣。我被当作马勒的新娘而受人注视，这令我难以忍受。演出时我耳朵里听到更多的是我的血往上涌，而不是音乐。
《第四交响曲》结束了，我看到有很少几个人在走动，在院长的包厢里我注意到有一个老朋友，音乐之友协会的主席。他向下致意，我很高兴看到一个熟人的面孔。但我却受到马勒的“朋友们”的密切关注，他们还在休息时间结束之前就向马勒报告，说我在整个演出时间里不断地卖弄风情。
《怨歌》开始了，结束了，可我并没有感到是多么大的享受。我对我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一切很不耐烦。M.躺在艺术家专用房间的沙发上， 现在装出一副昏厥过去的样子。朋友们对我封锁消息，马勒把我当作干坏事的人那样对待。我像受到欺侮似的。我不知道，在我不在的期间，什么样的乌云集拢起来，压在我的头上。马勒的朋友一再提醒他，M.为他作出了怎样的牺牲（她在《怨歌》中唱了主要声部），为他不顾死活，而其间我却在音乐会上卖弄风情。马勒为之惊愕，劝说她不要这样不顾惜自己，一再一再地向她表示感谢。而对我他却是冷淡的和陌生的。这种流言蜚语起到了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