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关于耶稣基督。尽管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可后来由于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而思想十分自由。马勒狂暴地反对这种信仰，这真是一种令人瞩目的荒谬事情，面对一个女基督徒，一个犹太人竟然激烈地为基督而发起脾气来了。
多年以后我第二次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马勒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情结使他经常又经常地说：“如果地球上还有一个生灵在受难，那人们怎能幸福呢！ ”我总是一再地，多半是在自我主义者，也时常在利己主义者那里听到这句名言。那个名言——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经常被提及，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它无能为力，不起作用。
马勒不能永远实现这种思想，但是他肯定要永远去做。
这段时间我在一次社交场合认识了音乐作家路德维希·卡尔巴特。他和阿达伯特·封·戈特施米特（一个有些懒惰却十分有才能的人）与我同桌。我们谈起了马勒，戈特施米特说道：“啊，这个人一张奶白脸，他不是个男子汉，是一个烦躁不安的人！他的音乐不是音乐！”
不久我就知道，戈特施米特为什么对马勒有这么大的怒火。戈特施米特提交了他的歌剧《盖亚》，可是被拒绝了。但卡尔巴特变得严肃起来，他为马勒辩护，主要是为作曲家马勒。他最后说：“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在维也纳使他出了名。”
两个人都知道，我不仅认识马勒而且已秘密地与他订婚了。翌日我向马勒谈起了这个晚上我和两个同桌人的事情。他要知道全部的谈话以及其他等等，我平静地谈起了卡尔巴特说的那番话。我当时除了知道他是著名的作曲家卡尔·戈特马克的外甥之外，其他几乎一无所知。马勒明显地感到恼火，我觉得我说得太多了。
翌日卡尔巴特到歌剧院。马勒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仰靠在那里，从“ 高处朝下”俯视。他们交谈了几句，不怎么顺当，最终卡尔巴特要告辞了。马勒站了起来，走近他身边，说道：“我还得向您表达谢意呢，是您在维也纳使我出名的！”
卡尔巴特不知所措：“这是申德勒小姐告诉您的？”
马勒回答说他不认识我。但就在几天之后，报纸上就登载了我们订婚的消息。在这类事情上马勒没有幽默感。有了这次和另一些经验之后，我学会了沉默。他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
路德维希·卡尔巴特是一个广有影响的报界人士。他说的并不完全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他确实动用了他所有的力量使马勒在维也纳得到聘用。也许正是因此马勒的火气才那么大，因为这有些确实是真的。卡尔巴特在这次事件之后多年来就成了马勒的一个讨厌的敌人。
在我们秘密结合的初期，马勒有一次为我一个人指挥了《魔笛》。他把他的“专座”让给了我。他的妹妹不知道该作何想，因为一直给她提供的座位票这一天突然没有了。马勒沉默不语，她也不敢去问。在《魔笛》的每一幕之后他都长时间站在指挥台上，与第一小提琴
M.无拘无束地交谈，这样我们就能长时间相望。我曾在一封信里向他谈到了他这样的做法给我留下的印象。
莫扎特歌剧的演出，不仅仅是在维也纳，在马勒时代之前都是老式的和漫不经心的。但马勒有自己的做法，他把《费加罗》的歌词根据博马舍的喜剧加以改动，缺少的宣叙调用莫扎特的动机谱上曲子。他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使作品更为生动。对整个世界来说，他是莫扎特复兴的唤起者。
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有他们自己理解的莫扎特。我对莫扎特感到陌生，我当时也太年轻了，无法去爱这个天才。开始时马勒教那些歌手去掌握他们不熟谙的莫扎特风格。后来罗勒成了他舞台上的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