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抓到凶手，还会有下一个被害人。一种如芒刺在背的感觉让我几乎马上要站立起来。
老郑摆了摆手，让我继续坐下去。他又点燃了一根烟，问：“你怎么看剥脸皮？”
“剥去死者的脸皮对凶手而言肯定有着某种特殊意义，但我猜不透是什么原因，我没见过这样的事情。”面对郑叔，我不敢打马虎眼，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
“也许是凶手出于某种变态心理要保存人的脸皮，也许仅仅只是某种情绪或者说情结的发泄，也有可能只是为了增加我们破案的难度。”老郑的双眉间又出现了那个浓重的“川”字。
“难啊，真难。现在只有两个受害者，我们还不能肯定凶手只是针对女性下手。”老郑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
我不确定老郑感叹的“难”指的是这个案件难还是做法医难，也许两个意思都有。我默默地走出了老郑的办公室，思绪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一般案件我们需要的是从有形有质的各种证据诸如现场、尸体上推断出凶手曾经有形有质的行为，这本来已经够困难的了，因为谁也无法让时间倒流把凶案发生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细心和智慧一点点去还原拼接现场，打败时间这个最大的敌人；相比之下系列杀人案的侦破难度更大：我们需要从各种证据中推断出一个也许远在天边的凶手在想什么，他下一步要干什么。人心最难测，别说是一个陌生人，即使是那些与我们曾亲密无间的人，我们也常猜不透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作为法医，职业思维告诉我们，这个案件还需要下一个受害人，现在我们手上的线索还实在太少；但作为常人，我简直唾弃自己的想法,因为这样想我根本是在拿一个人最珍贵的生命来做赌注。赌自己最后能成功破案。
我是应该企盼有下一个受害人，还是应该祈祷不再有命案发生呢？这个问题简直是一个恶魔，它在不断地拷问着我的灵魂。
如果说在这个案件中凶犯是“恶”的代表，我是“善”的化身的话，一旦有了期盼下一个受害人的想法，我还是“善”的吗？我离“恶”还有多远呢？善和恶的边际又在哪里呢？
生活好像一个谜，谜面甚至包括我自己。
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解开这个谜，我只知道，现在我需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VITAS的《歌剧2》，在他惊世骇俗的高音中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
我在VITAS如同鬼魅般的声音中宣泄着自己。突然，华丽的高音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吱吱嘎嘎声，又一套漫步者S2000被我报销了，显然拿音响来宣泄情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摇了摇头，不想再陷入这些无益而纠缠的问题。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小芮这时候却冷不丁地对我说：“浩哥，送我支铅笔好不好？”
不明白这古灵精怪的丫头又在打什么鬼主意。要铅笔自己买一支得了，干吗要我送？不过铅笔又不是什么大东西，我想也没想，就说好。
“不是一般的铅笔哦。”小芮笑着提醒我。
“什么铅笔我都送了!”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觉得小芮不会让我送她一支金铅笔，就算是支金铅笔我也不打算收回男子汉的承诺了。于是，我很豪气地答应她。
“嗯。就是这种铅笔。”小芮指着淘宝网上的图片说。
我瞟了一眼，立刻惊呼：“什么铅笔要这么贵，100多？”
“那你到底是送还是不送？”小芮有些嗔怪地说道。
我有点尴尬。真没想到一支铅笔会这么贵，我只好讪讪地说：“送。”
小芮立刻转嗔为喜，脸色变化得比六月的天还快：“那我还要这些，这些……”她飞快地翻着淘宝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