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长队里有二十多个宝贝。每一个宝贝起码有两个大人陪同，个别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队人马陪伴着。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可是这样的亲近关系丝毫不利于纪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厅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呵斥和叫喊。宝贝们在大厅里相互追逐，时而钻进排着的队伍，时而钻出。到了抽血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着，仿佛面对的是一场场血腥谋杀。我们在那里等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宝贝直接呕吐到了地板上。还有一个小女孩，挣脱了围绕着她转动的那些大人们，溜进了检测区，对着那一堆堆试管捣鼓起来。“放下!”一个护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厉声喝道。
当时，魏嘉是等待大厅里穿着最差的小孩儿。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绿色运动衫，布鞋上脚趾头的部位穿了几个大洞，脖子上留着几道灰尘印迹。但他显得很平静——我对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长队的最前头时，他又皱了皱脸。他的父亲又说了一句——“老实点!”——查血这道程序就算结束了。
后来我才明白，只有傻瓜才会在节假日去儿童医院看医生。看病的医生们一心想着病人们赶紧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检查结果，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开好了处方，然后对我们说，孩子需要多休息。我们去取了药： 一瓶维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决定走一走新建的八达岭高速公路，那父子俩都显得紧张起来。“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给孩子解释道。“你看，这条公路好宽哦——所以，那些车在上面开得很快。”小男孩睡着了，但我们到燕山的时候，他的父亲叫醒了他，他想让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经过的第一条隧道。回到三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曹春梅和眯眯拿着手电，站在公路的尽头处等着我们。眯眯告诉我，我们刚一走，小男孩的母亲就不住地担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医生说的那些话照着说了一遍，不停地安慰着她。然后，他们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着同一件事——白血病。我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生病吃药问题多于常人。小时候，我因为哮喘和肺炎住过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伤——我可以划入那种小孩儿之列，父母总是在给医生打电话，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伤。个头是原因之一： 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满五岁，但体重只有三十多斤——个头并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儿园的保育老师建议我留级一年，让个头长大一点。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龄： 我生于1969年6月，比他大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谈起了各自的教育经历，对我们升学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较。过了一会儿，他狡黠地打量着我：“你留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