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材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若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唯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先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以上所述是广义的诗。
今所讲“诗三百篇”向称为“经”，“五四”以后人多不然。“经”者，常也，不变也，近于“真理”之意，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老杜写“天宝之乱”称“诗史”，但读其诗吾人生乱世固感动，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则不亲切。苏俄文豪高尔基（Gorky）写饥饿写得最好，盖彼在流浪生活中，确有饥饿之经验也。常人写饿不过到饥肠雷鸣而已，高尔基说饿得猫爪把抓肠内，此乃真实、亲切的感觉，非境外人可办，更是占空间、占时间的，故与后来人相隔膜。这就是变，就不能永久。“三百篇”则不然，“经”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对。
今所言《诗》三百篇不过道其总数，此乃最合宜之名词。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此最扼要之言。此所谓“无邪”与宋朝理学家所说之“无邪”、“正”不同。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干巴巴的。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杨恽《报孙会宗书》）“不能止”就是正吗？未必是，也未必不是。道学家自命传圣贤之道，其实完全不了解圣贤之道，完全是干巴巴、死板板地谈“性”、谈“天”。所以说“无邪”是“正”，不如说是“直”，未有直而不诚者，直也就是诚。（直：真、诚，双声。）《易传》云：
修辞立其诚。（《文言》）
以此讲“思无邪”三字最切当。诚，虽不正，亦可感人。“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此极其不正矣，而不能说它不是诗。何则？诚也。“打油诗”，人虽极卑视之，但也要加以“诗”之名，盖诚也，虽则性有不正。夫子曰，“诗三百”“思无邪”，为其诚也。
释迦牟尼说法之时，尝曰：
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金刚经》）
“如”，真如之意，较“真”（truth）更为玄妙。其弟子抛弃身家爱欲往之学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说，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这里可用释迦之“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说诗之“诚”、“思无邪”之“无所不包，无所不举”。
释迦又说：
中间永无诸委曲相。（《楞严经》）
此八字一气说来，就是“真”。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如诗人作诗，由“志”到作出“诗”，中间就是老杜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志”（诗意）中间诗篇
（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
（二）中间——“意匠惨淡经营中”（声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
（三）诗篇——“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