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争锋暗设陷阱(1)

大清国的态度强硬,令日本人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他们不仅错估了国际形势,也错估了大清国的实力与意图。

岩仓对这个局面深感惶恐,承认这次行动过于冒失,“对清廷的关系既然知之不详,而竟茫然上奏,说交涉程序和规划已经完备,军队已抵国境,临到行将开往台湾,英美两国公使提出抗议,又想骤然停止出师。上则陷圣断于轻率,下则毁国威,内则引起物议纷纭,外则招致他国诽讥,可谓有失体统矣”。

此时大久保一样的心虚,他当初决定不征韩而征台的两个基本前提是:一、征台可以避免与清国的战争,又能转移内部矛盾;二、征台可以速胜。

事实证明,除了内部矛盾确实得到了暂时转移外,两个基本前提都落空了。

事已至此,只有放弃对台湾的军事征服,转而在外交领域追求下述三个新目标的完成:

一、争取体面收场,即以外交手段诱迫清廷承认日本此次出兵为“保民义举”。

二、争取从清廷获得尽可能多的赔偿金,从而将这次远征的经济损失压到最低。

三、在“保民义举”的幌子下,尽量把琉球被害者的身份混淆为日本国民,从而为下一步的吞并琉球预设外交伏笔。

本着欲抑先扬的策略,日本虽然已经决定转向外交斗争,但武戏依然在唱,而且唱得更加热烈。它们一面在国内作动员,一面扬言要购买西洋军舰,远征朝鲜。

对于日本人的虚张声势,李鸿章很不以为然。

在7月下旬,李鸿章确实一度很担忧朝鲜的局势。7月27日(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特别咨询了过津拜谒的“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之所以咨询吴世忠,因为吴“在闽带船多年”,又“曾同美领事李仙得往台湾生蕃处,查办杀夺美船之案”,自然很有发言权。

在吴世忠看来,台湾番民矫健强悍,且地理情况复杂,“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也多次被袭害,两国皆曾“发兵船往剿”,结果却是“失利”,无奈之下仍只有“讲和而止”。相形之下,“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对于吴世忠的分析,李鸿章表示赞同。所以他并不担忧台湾,但却很忧虑朝鲜。

首先,从地缘战略上讲,“朝鲜为我东土屏蔽”,直接保护着大清国的龙兴之地与首都北京。可谓所有藩属国中最重要的一个。

其次,“日本觊觎朝鲜已久”,早在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就怀着“度辽东、图燕京之志”,“大举三韩”。虽未能得逞,但历史教训却很深刻。“盖日本陆军较水军为强,去朝鲜又最近”,若如倭寇之袭扰江浙沿海,尚不过是“沿海肢体之患”,但若日军大举侵朝,吞高丽而图东三省,由海而陆,雄视东亚,则必为“根本之忧”。恰于此时,陈兰彬又从美国来信,称日本“派子弟赴(西洋)各国学制枪炮,习驾轮船”,意图叵测。在李看来,日本人本“多强悍之气”,多购西洋枪炮,岂非中华大患?

但是,李鸿章很快看穿了日本的把戏是虚张声势。因为“往高丽应由日本西北之对马岛济渡,不应该由西南之长崎征发。盖长崎与台湾东面相对也。是其日前暂停发兵及改往高丽之说,或已闻知中国不准,故抑扬其词,声东击西,以懈我之备耳。”

很快,清廷的反应就出台了:

一、造炮台于澎湖列岛;

二、设海底电缆于台湾海峡;

三、购置毛瑟枪三万支于德国;

四、商购铁甲舰于丹麦;

五、由福建巡抚王凯泰集结大军25000人准备渡海赴台。

虽然这些举措都很难立即生效,但已经足以抵消日本的虚张声势。

剑拔弩张中,柳原前光又来到了天津,见到了久违的李中堂。

李鸿章首先问及同治十二年的来华日本公使福岛种臣,何以回国后便退出了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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