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态度强硬，令日本人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他们不仅错估了国际形势，也错估了大清国的实力与意图。
岩仓对这个局面深感惶恐，承认这次行动过于冒失，“对清廷的关系既然知之不详，而竟茫然上奏，说交涉程序和规划已经完备，军队已抵国境，临到行将开往台湾，英美两国公使提出抗议，又想骤然停止出师。上则陷圣断于轻率，下则毁国威，内则引起物议纷纭，外则招致他国诽讥，可谓有失体统矣”。
此时大久保一样的心虚，他当初决定不征韩而征台的两个基本前提是：一、征台可以避免与清国的战争，又能转移内部矛盾；二、征台可以速胜。
事实证明，除了内部矛盾确实得到了暂时转移外，两个基本前提都落空了。
事已至此，只有放弃对台湾的军事征服，转而在外交领域追求下述三个新目标的完成：
一、争取体面收场，即以外交手段诱迫清廷承认日本此次出兵为“保民义举”。
二、争取从清廷获得尽可能多的赔偿金，从而将这次远征的经济损失压到最低。
三、在“保民义举”的幌子下，尽量把琉球被害者的身份混淆为日本国民，从而为下一步的吞并琉球预设外交伏笔。
本着欲抑先扬的策略，日本虽然已经决定转向外交斗争，但武戏依然在唱，而且唱得更加热烈。它们一面在国内作动员，一面扬言要购买西洋军舰，远征朝鲜。
对于日本人的虚张声势，李鸿章很不以为然。
在7月下旬，李鸿章确实一度很担忧朝鲜的局势。7月27日（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特别咨询了过津拜谒的“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之所以咨询吴世忠，因为吴“在闽带船多年”，又“曾同美领事李仙得往台湾生蕃处，查办杀夺美船之案”，自然很有发言权。
在吴世忠看来，台湾番民矫健强悍，且地理情况复杂，“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也多次被袭害，两国皆曾“发兵船往剿”，结果却是“失利”，无奈之下仍只有“讲和而止”。相形之下，“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对于吴世忠的分析，李鸿章表示赞同。所以他并不担忧台湾，但却很忧虑朝鲜。
首先，从地缘战略上讲，“朝鲜为我东土屏蔽”，直接保护着大清国的龙兴之地与首都北京。可谓所有藩属国中最重要的一个。
其次，“日本觊觎朝鲜已久”，早在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就怀着“度辽东、图燕京之志”，“大举三韩”。虽未能得逞，但历史教训却很深刻。“盖日本陆军较水军为强，去朝鲜又最近”，若如倭寇之袭扰江浙沿海，尚不过是“沿海肢体之患”，但若日军大举侵朝，吞高丽而图东三省，由海而陆，雄视东亚，则必为“根本之忧”。恰于此时，陈兰彬又从美国来信，称日本“派子弟赴（西洋）各国学制枪炮，习驾轮船”，意图叵测。在李看来，日本人本“多强悍之气”，多购西洋枪炮，岂非中华大患？
但是，李鸿章很快看穿了日本的把戏是虚张声势。因为“往高丽应由日本西北之对马岛济渡，不应该由西南之长崎征发。盖长崎与台湾东面相对也。是其日前暂停发兵及改往高丽之说，或已闻知中国不准，故抑扬其词，声东击西，以懈我之备耳。”
很快，清廷的反应就出台了：
一、造炮台于澎湖列岛；
二、设海底电缆于台湾海峡；
三、购置毛瑟枪三万支于德国；
四、商购铁甲舰于丹麦；
五、由福建巡抚王凯泰集结大军25000人准备渡海赴台。
虽然这些举措都很难立即生效，但已经足以抵消日本的虚张声势。
剑拔弩张中，柳原前光又来到了天津，见到了久违的李中堂。
李鸿章首先问及同治十二年的来华日本公使福岛种臣，何以回国后便退出了政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