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已经认识到笔舌难胜兵势，说来说去还是只追求和局，而不是趁机开战，狠打日本一通呢？原因是复杂的，主因还是在于此时的大清国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实在无力多顾。西北回乱牵扯了大清太多的精力，也消耗了太多的国力。东南海防实际就是个空架子，长久处于传统陆权构架边缘位置的台湾，就更是软腹。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私函中早就交了底：大清国财政困难，当初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李鸿章解决捻军，都是自己筹款，不仅不敢指望中央拨款，只希望中央不帮倒忙就好。现在国家尚未从长期内战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对外失败中恢复元气，自然难以强硬对外。所以能和平收场，实为上上策。除非迫不得已，还是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与日本人开战好。而且，李鸿章虽然争取和局，却也做出了最坏打算，这就是他后来在7月7日给沈葆桢的信中所说的：“狮子搏象，要用全力！万一决裂，必须备集而后动，谋定而后战。”即不打则已，打就要全力以赴。
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沟通的时间差，沈葆桢在李鸿章回信的6月14日，与帮办大臣潘蔚一起分乘马尾造船厂的两艘国产轮船（安澜与伏波）前往台湾。潘蔚于6月15日先行抵达，沈葆桢则视察了澎湖，随后在6月17日抵达台湾本岛。无奈此时日军已经登陆，两艘轮船自然无法阻止日军行动，此后中日双方屡屡进行外交接触，但是西乡之流根本无意妥协，他们一面与中方胡搅蛮缠，一面加紧清剿番社。沈葆桢等人缺乏有效的陆军兵力可调，只有对援军望眼欲穿地等待。
而此时的李鸿章则忙着协调各方关系，为唐部赴台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落实唐部调度及赴台后的军饷着落，另安排“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
这个准备工作一直忙到7月23日（六月初十）才有了头绪。8月1日（六月十九日），唐部接到增援台湾的正式命令，同时援台的还有李鸿章张罗到的洋炮20门，火药4万磅。次日，唐军开始分批离开徐州，前往瓜洲古渡口乘轮船前往台湾。由于没有铁路运兵，故而行动缓慢。到8月14日（七月初三），第一批部队才得以登船出洋。又直到8月26日（七月十五日），唐部先头部队才登陆台湾，进驻凤山县旂后港。
整个调兵过程几乎成了李鸿章的个人人脉大运动。不仅所调是他的旧部，相商者一为他的旧部，一为科考的同年。最后负责调配船只者系其幕僚盛宣怀，组织人员、器械、粮饷分组运输的是徐文达。共计调用轮船七艘（永保、琛航、大雅、伊敦、永清、利运、海镜），其中四艘（伊敦、永清、利运、海镜）属于李鸿章一手操办的轮船招商局旗下（另三艘来自福州船厂，另有江南制造局的两艘轮船备援）。
整个调兵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问题。从瓜洲到台湾的水程虽然路程远，但因为有轮船运兵所以只用了13天的时间。而从徐州到瓜洲的陆路距离虽然短，却因为没有铁路反而花了14天的时间。如此整个进军过程共计花费了26天的时间（内有一日为抵达瓜洲与立即登船的重合时间）。反观日军，5月2日（三月十七日）离开长崎，5月8日（三月二十三日）登陆，仅一周就完成进军过程。更何况清廷决策已落后手，等唐部淮军进驻台湾，日军业已完成军事清剿活动，并占据了有利地形，静待大清国来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