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公司里有一个日本“太君”很喜欢打麻将，每周末都会组织一次牌局，筹码是五十、一百、两百的，一局下来总会有几千块输赢，这对财主来说，也就是玩玩，算不得真赌。刘元不喜欢赌，但这种巴结上司的机会也不愿错过，就经常去端茶倒水伺候牌局，三缺一的情况下也上过两次。他牌打得臭，心理素质也不好，别人一听牌他就哆嗦，越害怕就越出铳，几次都被打得清袋。一来二去的，他和鬼子们就混熟了，运动项目不再限于麻将运动。鬼子们远渡中国，几个月回一次家，也是比较寂寞，刘元跟他们打过高尔夫，玩过保龄球，在小梅沙踢过沙滩足球，更多时候是带他们出去嫖女人。
刘元的卖国行为遭到肖然的猛烈抨击，和陈启明说起此事时，肖然第八百次引用了他自己的名言：“日本鬼子要是再打进来，这王八蛋肯定第一个当汉奸。”
到1996年，刘元已经不怎么恨肖然了，在深圳这个城市，爱情本来就是一件浅薄的事，因为爱情而生的仇恨，当然就更不值一提。六月十七日是刘元的二十六岁生日，他在电台给自己点了首歌，花二十块买了个小蛋糕，然后灯也不开，躲在黑影里静静地听，窗外的灯光幽幽地照进来，整间屋子显得空旷而孤清。刘元听着歌，吃着蛋糕，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其实并不一定爱韩灵，他只是不服输而已。当无数肉体在他床上横陈扶疏，当无数女人从他身下纷纭地退去，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些年孜孜以求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虚妄，就像狗虽然奔跑追逐，但并不爱任何一块骨头——它只是想咬一口，或者，仅仅是不想让别的狗得逞。而韩灵这块骨头之所以显得比较大，不过是因为有两只狗在同时追逐。她没有那么漂亮，而且，刘元摸着自己胡须微张的下巴想，她已经老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跟韩灵主动联系过，几次都是韩灵呼他。深圳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职场的基本规则又是敬业勤勉，刘元把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之中，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写字写得手上生老茧。日本企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领导一定要比下属早到，一定要比下属晚走。刘元虽然不是最高领导，却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他分管行政工作，几年下来，成绩斐然，光办公用品一项，至少为公司节约了几十万，这是实打实的业绩，谁都不敢忽视。工作和嫖娼之余，他还搞一点管理研究，先后在《职业经理人论坛》和《商潮》杂志上发表了几篇长文：《管理就是怀疑人》《论合资企业的管理机制》《管理三要素：责任、程序和标准》等等，渐渐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管理人才。
1996年9月，刘元被派回日本总部培训一个月。培训结束那天，公司安排温泉浴，刘元花一万日元找了一个女人。封闭培训了一个月，把他憋得够呛，再加上甲午战争以来的国仇家恨，刘元表现得特别亢奋，从东京时间深夜两点一直折腾到天色微明，让那个穿一身学生装的日本小姑娘惨叫不已。当第一线阳光照在富士山顶时，刘元冲刺结束，在她屁股上狠狠掐了一把，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有！”
那一万日元是他在日本培训期间的全部零用钱。回国的飞机上，别人都大包小包地带各种家用电器，照相机、录像机，有个胖家伙甚至背了一台大电视，只有他孤零零地提着一个小包走在人群中，像是没讨到饭的叫花子。快到上海时，他看着前排一对情侣亲亲热热的背影，忽然想起了韩灵，心里轻轻地疼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