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深圳像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砖瓦满地，泥灰飞扬，天气热得像发酵的烂草，随便嗅一鼻子都是臭烘烘的味道。肖然住在蛇口蓝园，一个喧嚣杂乱、拥挤而闷热的家。楼道里挂着各种颜色的裤衩胸罩，耳边响着全国各地的土语方言，一到晚上，烟尘四起，人声鼎沸，整栋楼都好像要飘起来。肖然的左侧住着四个湖南来的小伙子，有一天晚上不知因为什么起了内讧，先是互相问候对方的母系祖先，接着就是噼噼啪啪的武斗。武斗过后，其中一名选手轰然撞开房门，穿着内裤绝尘而去；另一个头顶门框，鼻血淋漓，望着那个白花花的裸体大骂湖南“三字经”。右侧的房间里住着两个身份可疑的年轻女郎，每天晚上都把脸涂得万紫千红，穿得破绽百出，扭腰摆臀地走过肖然门前，然后消失在深圳繁华的夜色中。
肖然后来一度很怀念蓝园的生活，那种喧嚣混乱、充满了动荡与不安的生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什么人物都可能出现，就像一出自发上演的、没有编剧、没有导演的电影。你是旁观者，但你随时有可能成为主角。
1992年的肖然还是个童男子。他女朋友叫韩灵，比他低两届。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爱情比后来要纯真得多，避孕套基本派不上用场，肖然对韩灵的“违法”行为也仅限于拉手、拥抱和亲嘴。毕业前夜，他奋起色胆，一把将她的白色T恤衫从牛仔裤中拽出来，手野蛮地伸进去，击退了韩灵的挣扎和推拒，顽强地向上爬行。两分钟后，那只不安分的手又试图向下做更深入的探索，正闭着眼哼哼的韩灵一下子清醒过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樱桃小嘴大张，在他胳膊上重重地啃了一口。两个月后，肖然向韩灵抱怨道：“我身上只有三个伤疤，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功劳。”另外两个，一是肚脐，一是手上的割伤，那是他小时候打架留下的，缝了三针。韩灵听完这话后，在电话里响亮地亲了他一下，然后笑着说：“你活该！强奸犯。”
深圳是一个激情充溢的城市，同时也充满了失落感。一个人的时候，“强奸犯”肖然经常会想起那年的午夜游行。那事是他们宿舍的范越惹出来的，他踢球时打碎了保安室的玻璃，几个保安蹿出来骂娘，范越也是个文学青年，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回了两句嘴，大意是“令尊的衣柜里藏着一匹母马，你奶奶的靴子里开满了鲜花”之类。保安们骂之不过，转而诉诸武力，满校园追杀坏分子，范越速度快，东拐西绕地逃回了宿舍，气还没喘匀，五六个家伙踹门而入，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动手，砸碎了镜子，踢翻了桌子，打得范越满头是血。为这事学校几乎翻了个底朝天，肖然他们贴了大字报，组织了示威游行，举着火把在校园里唱了一夜《国际歌》。就在礼堂门前，肖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他头缠白布，声嘶力竭地喝问：“谁捍卫我们的尊严？谁保卫我们的自由？”模样像个要剖腹自杀的日本浪人。现在想想真是可笑，是啊，白衣如雪，激情万丈，但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生存的经验足以证明：尊严和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每月能不能按时领到一千三百块，这才是生活的关键。韩灵上个月打电话来，含蓄地表达了对一件风衣的爱慕之情，那风衣价值两百七十八元，“小米买了一件，可好看啦。”韩灵是东北人，从小就会发嗔耍嗲扮娇娇。肖然捏着干瘪的钱包，嘴里一个劲地发苦，像咬破了自己的苦胆，还得硬起头皮假装温柔：“那就去买吧，我马上给你寄钱。”韩灵奸计得逞，心情大快，跟他投诉了半天伙食质量和公寓科的变态大爷，直投诉到华灯齐绽放，月上柳梢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