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温斯坦
从《毛骨悚然》（Shivers，1975）到《变蝇人》（The Fly，1986），导演大卫·柯南伯格的电影反复描绘了推向机体变异极限环境下的人体，这使得他在恐怖影迷的心目中获得了类似“血腥爵士”的称号。从《孽扣》（Dead Ringers，1988）到《童魇》（Spider，2002），柯南伯格的电影保持了一贯令人惊悚不安的风格，不过，影片中的变异，也不再局限于身体的变异。于是，相比于一般的恐怖片，他的一系列更广受好评的电影在色调和观感上更接近于艺术片。
在9·11之后，柯南伯格的作品开始引入了一个不同形式的转变。通过他的两部卓越且彼此密切联系的电影《暴力史》（A History ofViolence，2005）和《东方的承诺》（Eastern Promises，2007），柯南伯格开始整合他的两个事业阶段。这里我们必须声明的是，首先把他的职业生涯进行对半划分的方式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他的恐怖电影当中总是含有艺术电影的倾向，而艺术电影之中也保持着恐怖的趋势。同时，影片《暴力史》和《东方的承诺》把他早期的努力融合到了艺术电影中来塑造后期作品，例如引入国际知名影星以及备受争议的性题材，这些都成了柯南伯格电影当中的新元素。本文将从 9·11恐怖袭击事件对日后美国挥之不去的影响的角度来分析这两部电影。在柯南伯格的电影当中，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活动”等，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的挑衅被包含进了恐怖片的范畴当中。柯南伯格电影的这些转变对 9·11之后的电影呈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些电影中许多明确描述恐怖活动的影片并未能吸引大量受众（例如，凯瑟琳·毕格罗执导的《拆弹部队》，之前的大多数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电影，甚至是许多获奖电影也更多地成为批评者的宠儿，而不是一致的“著名”和“成功”），许多含蓄描述恐怖活动的电影都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被不幸地贴上了“暴力色情”的标签［参见《人皮客栈》（ Hostel，2005）及同时代的恐怖电影的评论部分］。柯南伯格在 9·11之后的电影通过其流行与普及、批判性赞誉以及对三十多年来恐怖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对抗的美学理念的结合，为描述恐怖活动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宝贵机会。
影片《东方的承诺》发生在今天喧哗与骚动并存的冲突文化下的伦敦。这部电影首先展示了三个浑身是血的尸体：俄国人组织的犯罪集团vory v zakone的一个首领索亚卡，他在一家属于土耳其移民的理发店里被割喉；怀孕的塔提亚娜，她是一名 14岁的俄罗斯妓女，她的双腿之间在流血，她在向一位印度药剂师求助时昏倒了；塔提亚娜的女儿，在母亲死去时在特拉法加医院出生，她显得弱小无助，身上沾满了母亲的鲜血。鲜血的视觉冲击充斥着这三个场景，预示了这三具尸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电影开篇不久之后的对话中再次得到了体现。接生塔提亚娜女儿的护士安娜从医院回家之后，把塔提亚娜的日记展示给了叔叔斯泰潘。虽然安娜已故的父亲是俄罗斯人，但是她的母亲却是英国人，因此她自己看不懂俄文，她希望她的叔叔斯泰潘可以把日记翻译给她。
但斯泰潘拒绝翻译这本日记，并指责拿走死者遗物的安娜。他坚持认为这本日记应当和塔提亚娜的“尸体们（bodies）”一起下葬。安娜纠正了斯泰潘的英语，并且提醒他应表达为单数的“尸体”，而不是复数的“尸体”。面对安娜的提醒他只是耸耸肩，用这个姿势暗示她没有抓住他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血液把身体的每个机构（单数）连接成了一套身体机构（复数）。根据同样的逻辑，显然斯泰潘与英式语言相冲突，作为一个移民他无法完全掌握它。这就意味着观众在这部电影中必须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可以说既不是俄语也不是英语，也可以说既是俄语又是英语。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属于柯南伯格的电影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