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川的那个电话是我人生年表上的重大事件，重大到跟我的命一样大。危机突如其来，我生命的泰坦尼克正朝着一个既定的冰山疾驰，顷刻之间就可能粉身碎骨，可我却一点都没有察觉——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暗礁一直都是这么暗，这么硬。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最危险的方式把危险突然塞给某个人，只有这样，才能让危险的效果最大化。
从此以后他就失踪了。很久。很久很久。
当时我正在给参与一个文学奖的评委们分发参评稿件，我很笃定，把手中的活计做得一丝不苟。然后，我给大家开了一个小会安排接下来的工作，说了时间和要求。再然后，我在办公室坐下来，想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安排妥帖。
我的一个女友打来电话说，要我见她。我说就在电话里说吧！她迟疑了一下，问，电话里可以说吗？我说，有什么不可以的？
她说，听说敬川出事了，有人说是政治路线问题，他说话办事太出格了！也有人说是经济问题，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经济上没问题，我是他老婆，我知道他有没有问题！
女友说，你真糊涂！你们两口子真是瞎打误撞进了官场！政治问题不都是拿经济问题说事儿？
我无语。
她也迟疑了半天，说，如果他骗了你呢？如果他在外面有女人，藏了钱在女人那里呢？
我没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不屑于回答。
女友叹了一口气，说，你别再傻了，他们说他在外面有女人，而且有个八岁的儿子。据说，那个女人已经被控制住了。
是吗？相信我的嘴角一定是讥讽的笑。
是的，他有。别再傻了，你就信一回吧！
我回头望着一屋子的亲人和朋友，心里突然释然了。如果说敬川“出事”指的就是这事儿，那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关闭了电话，因为我不能再重复我的坚定，我会被一万个人的疑惑逼疯。而且事实上我的信念真的就那么坚定吗？
作家A君把我请到他家吃了顿饭，他自己做的。吃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在听他不停地说话，绵密而又有力量的声音如涓涓溪流。我看着他，像面对一位久别的亲人。他说着生活的细碎和生命的坚韧，和我无关，完全是他自己的。他的家乡，他读书的经验，他的妻子和婚姻。
他的外公是一个商人，解放前因为生意上的原因，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一个什么组织，但是大多数时候他是借助这个身份为共产党传递情报。解放后，外公的资产被没收，政府安排他在一个商业机构做职员，任劳任怨。上世纪六十年代外公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收监，七十年代初期死在监狱里。A是在探监时才认识外公的，他看上去和照片簿里那个留山羊胡子的老人不太一样，稍微胖了一点，看起来很善良。每次A君的母亲带他去看外公，外公总是对母亲说两句话，一句说，别打孩子；另一句说，有文化吃文化，没文化吃力气，一定要让他们好好读书。
A君说，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监狱里，关的有多少是坏人？
A君还说，我的母亲一生面对的都是灾难。我觉得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让她享受一点人世间的温暖，可是她六十多岁就去世了。那时候，我的事业刚刚才有了点儿起色，母亲却死了。我痛不欲生，忧郁到了极点，觉得自己的生命之岸一下子坍塌了，活着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每天都强迫自己再坚持一个月，一年，五年——我竟然一天天地活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