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不一定只有在中国这才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如此广泛地被冒犯，却只发生在中国。谁都知道怎么办，家长知道，孩子知道，老师也知道。因为它太普遍，所以不成其为问题了。只有敢于藐视诚信，才是我们成熟、智慧的一部分。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问题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还必须面对并最终接受它。我们对孩子的“爱”总是那么精致和小心翼翼——新衣服一定要漂干净才穿，补钙要美国进口的液体钙，定期查看他们的粪便颜色，房间每天都要通风透气半个小时以上……然而，我们却把腐朽得发黑的思想病毒完完整整地复制给他们。这样做的危害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更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危害肯定更大。
一个诚实本分的孩子，将四处碰壁，成为一个废物。
八
如果没有文臣的女人，文臣的生活可以说贫乏得无一可言。文臣的女人是极要强的一个人。无力养家的文臣，在这个家庭里只是空担了一个家长的名义，他从来没有管过家。他也根本不知道，对于一个儿女成群的家庭来说，家长意味着什么。孩子的衣食住行是这个内外交困的家庭最大的挑战，可是不管多难，文臣的女人都是自己一担一担地挑起来，从来不把担子递给他。有一次，娘家弟弟来看她，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天，她正在塘里劳动，和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劳力搭帮，把塘底的污泥一筐一筐地抬上来。村子里每年都要清一次塘，这活儿本来只有年轻力壮的男劳力能干，可是为了多挣点工分，她硬是咬着牙每年都坚持干。每一次抬完塘泥，她累得几个月都不会来例假。看到这个情景，弟弟含着泪扭头回去了，卖了自己家的两头猪，给姐姐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拯救了姐姐，也救了这个家庭。文臣的女人靠着一手精细的女红养大了五个孩子。到改革开放，她第一个开缝纫店，竟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始，文臣的五个孩子次第考上大学。
在文臣的忽视里，儿女都已长大成人，而且成了当时最受人羡慕的大学生。对此文臣本来是该惭愧的——过去的艰难时日，他自顾自地生活，从来没过问过孩子有没有衣服穿，上不上学，在外面受不受欺负。发了工资，只记得三件事：烟、酒、肉。有一次两个女儿去看他，刚好他买了一只烧鸡半斤老酒，他问两个孩子吃不吃肉。女儿孝顺不忍心吃，便说不喜欢吃那种东西。他顺手把剩下的半只烧鸡给了看大门的，告诉人家自己的孩子不喜欢吃肉——得意的应该是她的女人。可事实上，没人说是她的功劳，她自己和文臣也没说过。丈夫就是天，哪怕他只是一个象征。天塌不下来，她就拥有完整的世界，她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天塌下来了，她什么都没有了，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文臣几乎没有笑过，脸上似乎永远只有一种表情，一副不得不活着的悲壮，或者说他能好好地活着，就是对亲人的一种恩赐。他退休后，女人也做不动活计了，儿子把他们接到城里住。文臣不像他的女人，进了城看见什么都兴高采烈，只为下雨不踏泥，吃饭闻不到大粪味儿，都能在夜里笑醒。而文臣觉得城永远是别人的城，包括他的儿女在这里的成就，与他也统统没有干系。他不服城里的水土，他这棵树只能栽在适应他生长的地方，那个地方不需要名字，那个地方的树也不需要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