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王锡爵曾对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抱怨说:

当今所最怪者,朝廷认为对的,外界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界一定认为是对的。

一个政府,不得人心到如此境界,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朵奇葩。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者,上下交征利;最可怕者,弃婴垂死于闹市而路人不闻不问;最可怕者,互相投毒,共识破裂,阶层固化,黑白颠倒;最可怕者,真爱已死,理想破灭,道德沦丧,法度陵夷。

在这片废土之上,一眼望去,黑夜漫无边际。从失望到绝望乃至无望的世人不禁想问:尚有光明之可能乎?

1872年,一直坚信光明的曾国藩去世。一位知他最深的故交送上这样的挽联:

尽瘁武乡侯,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武乡侯”是诸葛亮,而“新建伯”就是曾国藩的精神导师,人称“立言、立功、立德皆居绝顶”的王阳明。

曾国藩生前事事效仿阳明,身后得此盖棺定论,可以含笑九泉矣。

其实,无论是在思想的影响还是在事功的建立上,曾国藩都稍逊其偶像一筹。

政治上,王阳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湖广、江西四省总督。生前封新建伯,身后谥文成公。

军事上,不费朝廷一兵一饷,选练民兵,平定了为祸南方四省的大规模叛乱;又在高层的掣肘下,仅用35天就击溃了宁王朱宸濠的数万精兵,一举粉碎其蓄谋了几十年的篡位大计;而南赣剿匪、征讨思田更体现了他抚剿并用、文武兼修的军事思想,将兵家权谋上升到了“此心不动即为术”的化境。

思想上,王阳明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窠臼,独创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命题为核心的阳明心学,信从者上至宰相,下及走卒,流传之速,蔓延之广,不仅有明一代无人能匹,纵观古今中外亦不多见。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计其数,入阁拜相者不乏其人(徐阶、张居正、赵贞吉),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者更是如过江之鲫(徐文长、汤显祖、徐光启、李贽)。

在明朝,他从祀孔庙;在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五四时的陈独秀、胡适之无不从阳明心学中吸取人性解放、自尊无畏的思想,建立了不朽的事功。梁启超认为他“在近代学术界极其伟大,在政治和军事上亦有很大勋业”。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孙中山更是赞叹道:“心之为用大矣哉!”

诚如章太炎所言,王阳明对明治维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数之不尽的日本政治家、企业家对他奉若神明。倒幕领袖西乡隆盛、久坂玄瑞、前原一诚,维新功臣伊藤博文、高杉晋作,日俄战争总指挥山县有朋尽出王门。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国立银行创始人、实业巨擘涩泽荣一,早稻田大学创始人、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无一不是王阳明的追随者。

而在中国,蒋介石对王阳明的崇拜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据他自述:“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于是跑到书店,抱回一大堆王阳明的著作,“不断阅读研究,到了后来,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心领神驰的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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