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自己用笔写下的一切，总觉得很痛苦。先以为我“为运用文字而生”，现在反觉得“文字占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所有，别无所余”。
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这时节实无阳光，仅窗口一片细雨，不成烟，不成雾，天已垂暮。
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
上海寄《昆明冬景》一书来，重阅《真俗人与假道学》。此文在《平明》第一期上发表时，熟人多以为被骂，不熟人更多以为被骂。读书人事，大抵如此。思想矜持，情感琐碎，规矩忌讳，多而又多。或有假时髦，恰如“新式傻大姐”，或有新绅士，正与所说绅士情形相同，好事心虚，从一字一句间照见自己面目，自然小小不怿，但亦无可奈何。因如果就普遍社会现象立论，既说及人，总不免有贤慧庸鄙，初无关于二三子言行。然二三子或将文章割裂，不欣赏，只搜索，以为此影射谁，彼影射谁，不怕煞风景，无益费精神，殊令人深觉可悯。正如有乡下人，大清早担柴挑草进城，不明白城市中人起居行动忌讳，就眼睛看到的，心中感觉的，随便说说，或有人迎面走来，即闷倒在地，以为有意中伤。或有人正拥被睡晏觉，做好梦，猛被这种声音惊醒，事虽由乡下人引起，这乡下人实在亦无可奈何。
莫泊桑说：“平常女子，大多数如有毛萝卜。”平常男子呢，一定还不如有毛萝卜，不过他并不说出。可是这个人，还是得生活在有毛无毛萝卜间数十年，到死为止。生前写了一本书，名叫《水上》，记载他活下来的感想，在有毛无毛萝卜间所见所闻所经验得来的种种感想。那本书恼怒了当时多少衣冠中人，不大明白。但很显然，有些人因此得承认，事实上我们如今还俨然生存在萝卜田地中，附近到处是“生命”，是另外一种也贴近泥土，也吸收雨露阳光，可不大会思索更不容许思索的生命。
因为《水上》，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酉水中部某处一个小小码头边一种痛苦印象。有个老兵，那时害了很重的热病，躺在一只破烂空船中喘气等死。只自言自语说，“我要死的，我要死的，”声音很沉很悲，当时看来极难受，送了他两个橘子。且觉得甚不可解，“为什么一个人要死？是活够了还是活厌了？”过了一晚，天明后再去看看，人果然已经死了。死去后身体显得极瘦小，好像表示不愿意多占活人的空间。下陷的黑脸上有两只麻蝇爬着。橘子尚好好搁在身边。一切静寂，只听到水面微波嚼咬船板细碎声音。这个“过去”竟好好的保留在我印象中，活在我的印象中。
在他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可解，因为我觉得这种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有意义得多。
死既死不成，还得思活计。
驻防在陕西的朋友鬃来信说，“你想来这里，极表欢迎。我已和将军说过了，来时可以十分自由，看你要看的，写你想写的。”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土窑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一份新的生活，或能够使我从单纯中得到一点新的信心。——原题《时空》，首发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昆明《中央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