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邓小平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的区别何在？
施密特：邓小平与别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党内一些人想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邓小平洞察一切的本能告诉他，这样做国家会陷入混乱。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分崩离析的苏联这样做的时候，邓的估计得到了证实。邓小平宁愿坚持一党领导。与邓小平不同的是，邓的一些部下的专业经济知识却令人印象至深，这与后来90年代的朱镕基总理情况相似。
西伦：中共其他高层官员能力如何？
施密特：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经济政策掌握的程度让我佩服。在这方面，世界上的政府领导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能与他们并驾齐驱。
西伦：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施密特：谈话。我问中国领导人，在这么多年没有自主权之后，现在让经营层和党政官员适应扩大了的自主权，是不是很困难。他们回答：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赋予企业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活力。至于领导干部，已经有这样的经验。要么，是企业领导有能力，但是旧的体制束缚了他们。那么，现在他们就有了发挥这种能力的可能。要么，是企业领导不称职，但是企业还有别的很有能力的职工，他们只是过去没有走上领导岗位而已。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有能力的人推上领导岗位。因为，如果不是最有能力的人当领导，工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中国领导层正在努力培养领导和经营人才。1984年10月已经做出决定，进行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要改革以往的做法。今后党不应当像过去那样管那么多。
西伦：这个回答让您信服吗？一个不曾在世界上走一走的中国共产党人，本来是会对经济一窍不通的。
施密特：总会有这样的人，就是有天分。艺术界、文学界、音乐界有，政界也有。为了懂得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他们并不需要非得研修过、经历过不可，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可以把他们同路德维希·艾哈德相比。我不是指担任联邦总理的艾哈德，而是指40年代后期、50年代前期担任经济部长的艾哈德。艾哈德的大学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德国上的。而当时德国的经济学家又没什么了不起。但艾哈德却有一种了不起的本能。当然，邓小平搞的改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远远超过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兴国大业。当艾哈德1948年决定从强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且不得不克服本党内部的重重阻力的时候，我们德国已经有过战前的市场经济经验。而在中国，几十年来市场经济活动的一切痕迹都已被铲除了。
这是一种临深履薄的走钢丝之举，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需要具备的，已经是那种天才般的能力。我认为，90年代担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也属于天才政治家之列。要知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的不比西欧人或北美人差。只不过中国人口更多，因而出现天才的几率也就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