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股市正火，我表哥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放着挺美好的大学教师不当，非要去炒股。在家里求爷爷告奶奶地借了二十万，背着个破皮包就跑过来了。我这表哥也是个奇人，号称一生只爱两个人，第一个是白种人比尔?盖茨，第二个没那么白，但年纪比较大，叫庄周。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两个人绑在一起的，在我看来，盖茨是大热之物，吃了就要流鼻血的那种，而老庄周又极寒，跟华山之阴的蜈蚣差不多，把这两者同时吃进肚子，要换了我，非心碎了不可，这次是破碎的碎啦，可他好像也没什么事。另外，我也挺替他犯愁的：要是有一天他妈，也就是我二姨，跟庄子谁谁的打起来，你说他帮谁好？
因为仰慕盖茨，我表哥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白种人。这么说吧，你听他上课，每三分钟至少可以学到一个美国、两个欧洲，外加大量OK，所以我老以为巴黎就在他家后院。白种表哥特立独行，时有惊人之举，最优秀的就是去农贸市场买大葱，他非要拿美元结账哦，忘了说了，此人钱包里永远有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不多不少，恰好一张，历时已十余年矣。大概是四年前吧，这个白种人干了一件极其后现代的事，这事除了他和达利，估计没有第三个人想得出来：他在自己三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垒了一个十二平方米的壁炉。话说那个壁炉，真是鬼斧神工、美轮美奂，百分之百欧式风格，但说也奇怪，人家欧洲人垒壁炉，都是为了躺在软椅上抱着猫读巴尔扎克，这位绅士倒好，只拿它烤红薯吃。有一次我去看他，隔老远就看见窗口咕嘟嘟往外冒烟，我心想坏了，表哥这下怕是要成腊肉了，赶紧去敲他的门，敲了七七四十九下，腊肉表哥才穿着拳王牌三角裤，长发飘飘、眼神飘飘、腿毛飘飘地给我开了门，我在里面待了一分半钟，共打了九个喷嚏，一直没敢睁眼，心里不停赞叹着人类的生存能力。他让我吃烤红薯，给我倒红酒，然后解释说欧洲的贵族就是这么干的：守着壁炉，喝着红酒，眼望星空深沉地思考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我不大懂，欧洲也没去过，但有两件事我实在想不通：第一，吃烤地瓜是不是一定得用刀叉？第二，拿烤地瓜下酒也就算了，拿烤地瓜下通化红葡萄酒算怎么回事？
让欧洲表哥最骄傲的就是他的脚。他不止一次夸耀，说他的脚虽然味道不怎么鲜美，离欧洲文明却只有一步，香港嘛，讲英文的地方。关于这味道，如果我是个过气的先锋派作家，我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凡是他踩过的地方，草都要隔年才能长得出来；凡是他游过的水域，鱼都特别好钓—咬钩虽痛，痛不过死啊。不过有件事是真的，我发誓，有一天他抠完脚丫子又去摆弄电视，然后你猜怎么着？—那电视连着放了十七遍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