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 【六】

下乡时,线条没跟我去云南插队。她跟父母下了干校,其实是瞄着李先生而去。当然他们的情形不一样,下干校时,线条是家属,爱干不干.十分轻松。而李先生是托派分子,什么活都得干。后来不说他是托派了,干校是工人师傅主事,又觉得这龟头血肿不顺眼,继续修理。当地农村之活计有所谓四大累之说,乃是:

打井,脱坯,拔麦子,操穴。

除了最后一项,他哪一样都干过。再加上挑屎挑尿,开挖土方,泥瓦匠,木匠小工;初春挖河,盛夏看青。晚上守夜,被偷东西的老农民揍得不善。幸亏是吃牛肉长大的,身体底子好,加之年龄尚轻,不到三十岁;要不线条准是望门寡。

现在系里的人说起李先生,对他下干校时的表现都十分佩服。说他一个海外长大的知识分子,能受得了这些真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任劳任怨,对国家,对党毫无怨言,真是好同志,应该发展他入党。但是李先生说,他背着龟头血肿的恶名,恐怕给党抹黑——还是等等吧。

线条说,李先生那时的表现真是有趣极了。叫他干啥就干啥,脸上还老带着被人打包时的傻笑。她觉得龟头血肿这大E.T.简直是好玩死了。要不是干校里耳目众多,她早就和他搞起来了。

后来李先生自己对我说,老弟,我们是校友,同行,又是同事,当年你还给我送过馒头,这关系非比寻常。所以,告诉你实话不妨。在干校的时候,我正在发懵懂,觉得自己着了别人的道儿。像我这样学科学方法的人,也有这种念头,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但是想到我在大陆遇到的这些事,又是血肿,又是托派,又是满头大包,实在比迷信还古怪。还有一件更古怪的事:每天下工以后,床上必有一张纸条。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得罪了人,正在受捉弄。第一个可疑分子就是我大学时同宿舍的印度师兄。有一回我嫌他在房间里点神香,就钻到厕所里弄点声音给他听,一连扳了七八下抽水马桶。这下把他得罪了,他就叫我做起噩梦来,一梦三年不得醒转。既然碰上了这样的非自然力,还是乖乖屈服为好,免得吃更大的苦头。李先生在干校里的事就是这样。

李先生在下干校时,我在云南插队,认识了陈清扬,不再把线条放在心上,但是有时还想到贺先生的事。我想出了贺先生为什么临死时要叫小孩走开,这是因为在他死时,不喜欢有人看。

“文化革命”前,矿院有个俱乐部,夏天的晚上,从八点到十一点,一直亮着灯,备有扑克象棋等等。那里有吊扇,沙发上还铺了花边,既凉快,又宽敞。每天晚上我都到那里去下棋。有一天人家告诉贺先生说,王二的棋非常厉害。贺先生头发油黑(是染的),指甲修过,声音浑厚,非常体面。他的棋也好,却下不过我。但是他常来找我下棋,输了也不以为羞。

贺先生死时,头发半截黑半截白,非常难看。两只手别在后面,脖子窝着,姿势不自然。总的来说,他死时像个土拨鼠。贺先生肯定预见到自己死后的样子不好,所以不想让人看见。

贺先生的尸体被收走后,脑子还在地下。警察对矿院的人说,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来处理。矿院的人想了想说:那就让家属来处理好啦。留下几个人看尸体,别人一哄而散。等到天色昏暗,家属还不来,那几个人就发了火,说道:爱来不来,咱们也走,留下这些东西喂乌鸦。天将黑时起了风,冷得很。

在云南时,我又想起了贺先生的另一件事。验尸时看见,贺先生那杆大枪又粗又长,完全竖起来了。假如在做爱前想起这件事,就会欲念全消,一点不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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