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三】6

校长问我总务处长藏车的事——其实他知道的比我还多。总务处长想用大轿车送外单位的人去八达岭游玩,被我搅了。校长对此击节赞赏,对我大大鼓励了一番。但是我打不起兴致:我不过是个教员罢了,不想参与上层的事情。下午带同学去植物园,这班人对我有意见:

“老师,甲班人说配种站里有头驴,看上去有五条腿,中间一条比其他的长五倍。他们吹牛吧?”

“别听他们胡扯。这是科学,不是看玩意儿。不过那驴是有点个别。”

“老师你偏心!我们也要去配种站参观!”

“别闹了。它们需要休息。现在是什么季节?人家是打了针才能表演的。”

“再打针!多打几针!”

“呸!这又不是机器。有血有肉,和人是一样的。打你几针试试?你们少说几旬坏话,我让甲班把幻灯片拿给你们看。”

“老师,别听他们挑拨离间!二军子说你坏话,我们开了三次班会批他。他们班唐小丽说你上课吃东西,还说了许老师许多坏话。说许老师等于是说你。你以为他们班好,上大当了!”

这种话我已经­听腻了。所以我这样想:说我坏话就是爱我,说得越多的越甚。到了植物园,我把学生交给带参观的副研究员,自己溜出去看花草。这一溜不要紧,碰上我师傅刘二了。

我师傅是个奇人,长得一对牛蛋(公牛的蛋)也似大眼,面黑如锅底,疙疙瘩瘩不甚平整。他什么活都会干,但是七五年我进厂给他当徒弟时,他什么活都不肯干。他本是育婴堂带大的孤儿,讨了农村老婆,在乡下喂了几口猪,心思全在猪身上。嘴上说绝不干活,车间主任、班组长逼急了也练几下子,那时节他哼一支小调,曲是东北红高梁的调子,词是自编的。我在一边给他帮腔,唱完一节他叫我一声:“我说我的大娘呀!”我应一声“哎”。我们俩全跑调儿,听的人没有不笑的。

刘二之歌有多少节我说不清,反正一回有一回的词儿。一唱就从小唱起,说自己是婊子养的,不走运。接下来唱到进工厂走错了门。我们厂是五八年街道上老娘们组织起来的,建厂时他十五岁,进来当了个徒工。然后唱到街道厂不长工资,拿了十几年的二十六块五。然后唱到老婆找不到。谁­也不跟街道厂工人,除了瘸子拐子,要找个全须全羽的万不可能。没奈何去找农村的,讨了个老婆是懒虫。说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躺在炕上不起来不说,一顿要吃半斤猪头肉。然后唱到我的两位世兄,前奔儿后勺,鼠眉之极,见了馒头就目光炯炯。这两个儿子吃得他走投无路,要挣钱没路子,干什么都是资本主义(这会儿有人喝止,说他反动了——那是七五年),只剩了一条路养猪。从这儿往后,全唱猪。猪是他的衣食父母。一个是他的爹,长得如何如何,从鬃毛唱到蹄子,他是如何的爱它,可是要卖钱,只好把它阉了。另一个是他娘,长得如何美丽,正怀了他一窝小兄弟,不能亏了它的嘴。否则他弟弟生出来嘴不够大没人买。于是乎要找东西给猪吃,这一段要是没人打断可以唱一百年。刘二唱他打算如何如何,捡菜帮子如何如何,一百多个历险记。唱了好久才唱到他爹娘也不能光吃菜,这不是孝养爹娘的做法,他要去淘人家的泔水。那几年农业学大寨,家家发一口缸,把泔水蓄起来支农。天一热臭气冲天,白花花的蛆满地爬,北京城里无人不骂。我师傅也骂,他不是骂泔水缸,而是骂这政策绝了他爹娘的粮草。于是乎唱到半夜去偷泔水。他和我(我有时帮他的忙)带着作案工具(漏勺和水桶),潜近一个目标,听的人无不屏住了呼吸,我师傅忽然不见了。他老人家躲在工作台下边,叫我别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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