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回眸民族的伤痛，又经历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一部分敏感的作家把目光投向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于是催生了“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浩然正气，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种宏大气象。首开风气之先者，是天津工人作家蒋子龙，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揭示了改革大潮下都市工业群落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景观，并较深刻地反映了工业建设中的种种矛盾。这些作品还塑造了一群有高度历史责任感、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拉开了改革文学的大幕。我们《当代》也推出了蒋子龙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苏叔阳的《故土》、张锲的《改革者》及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京都纪事》等小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但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所谓的“改革文学”时，会发现这些作品多抓住生活的表象，来充当生活的本来面貌以暗度陈仓，故不久“改革文学”风光不再。
有意思的是“改革文学”与“伤痕文学”都产生过极大的社会性轰动效应。但轰动是因读者关注社会变革而不是文学本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文化的寻根问题，如韩少功写《文学的根》、郑万隆写《我的根》、阿城作《文化制约人类》，在《当代》杂志发表小说《远村》的郑义作《跨越文化断裂带》，另一位在《当代》发表小说《最后一个渔佬》的李杭育写《理一理我们的根》。他们与不少作家、批评家关于文学寻根的论述，掀起一股文化寻根的浪潮，尽管文化“寻根”没有宣言，但提出文学继承并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倡议，却得到作家们的广泛支持。
作家们意识到，我们国家在经历严酷政治斗争之后，中国文化已经断裂，其结果使文学失去了根基。文学想要发展，必须接上传统的文化源流，并将文学之根深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
文学的文化寻根潮流中，又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像王安忆的《小鲍庄》、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莫言的《红高粱》、陆天明的《泥日》等。他们的作品，突破了文学作品只局限于“社会”意义的话语，使文化语境走进文学更广阔的天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到西方留学的诗人作家，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施蛰存等，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创作了不少与中国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诗和小说，人们称这类舶来作品为现代派或先锋派。其实，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20世纪初出现的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精神，如意象、象征、反讽、意识流动、黑色幽默等，其真正的源头是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学。
当然，新时期文学之王蒙的《蝴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小说，所具有的现代主义写作形态及所表现的浓重现代性，是与当代世界文学接轨的。
就小说而言，又可分为新写实、新乡土、新现实主义，它们曾依次亮相。
随着中国社会变化，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社会和人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随之文学也发生了嬗变。这种变化动摇了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于是文学加快了“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分流，逐步形成雅俗共享文坛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主流文学话语霸权受到挑战，精英文学表现出文学的生命力，大众文学满足文学的消费性。
我的这种表述是否科学，待考，但大体脉络，自以为是清楚的。
自打摘掉那顶小小的“顶戴花翎”，退休之后，便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对文学的认识。自知水平有限，做不到“世事洞明”，却有“亲临现场”的真实经历和切身体验。我的只言片语、鸡零狗碎，或可给“新时期文学”留下一种可资参考的证词。毕竟，多人阐述的历史，才有可能最接近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