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他拉我在他那个站址也许还兼自家的小屋吃了一顿饭。席间，自然谈及我此行的目的，瑞麟兄听我口气，便明了我想要为“第二故乡”做点事的心愿。善解人意的他边吃边思索起来，云南有什么企业家值得向我推荐的。
饭饱之时，他忽然说：“我们这儿有个烟厂的厂长，你见不见？”
我说：“什么厂长呀？”
他说：“玉溪卷烟厂厂长，叫褚时健。正在这里开会，快散了。”
我说：“好吧。”
就这样，我放下筷子，出门，步行前往褚时健的开会地点。
一路上，瑞麟兄向我介绍此褚姓厂长的过人之处：1979年，他以51岁的“企业界高龄”入主玉溪卷烟厂，当时，整个玉溪卷烟厂的产量不足30万箱。
在褚厂长带领下，烟厂由连年亏损开始盈利。“褚厂长为了烟厂，敢干！”瑞麟兄极赞此人，在他口中，褚厂长先是大刀阔斧地对厂子进行了改革，后向国家进行了大额贷款，几乎揽下了云南全部的外汇总额2300万美元用于购买设备，“现在，这厂子里的设备几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
我想，得瑞麟兄如此赞誉，并大力为我引荐的这位卷烟厂的厂长必然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看来，我想实现职责兼顾亲情之愿有望了！内心欣喜，愈加想要早些见到这位“企业家豪杰”，脚下不免行路更快了一些。
幸好，前行未几，便在一条小路上碰见了刚散会出来的褚时健。
但褚时健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云南汉子。这样的人，在亚热带的温暖阳光下，我曾见过很多。他们皮肤黝黑，说话直接，朴实得像地上的石头一样。
但褚时健又有不同，他一开口，话虽寻常却又深蕴热情：“走吧，跟我到厂里去看看。”这就是褚时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这不仅开启了我的第一次玉溪卷烟厂之行，而且让我从此见证了“褚时健是怎样炼成的”这卷当代作品的一页又一页……
因此，我不能不时常想起刘瑞麟。不过现在想来又非常奇怪，以昆明或北京为经纬，我们的生命轨迹竟然只交集过那难忘的一瞬。但人生的有些时候，一瞬就是永恒。
后来我注意到，玉溪卷烟厂发展壮大为红塔集团后，无论是瑞麟兄还是盛大勇，还有我另一个朋友——《云南日报》专跑经济口的著名记者缪晓阳，都先后投奔了褚时健，并且都被“老褚”一一安排在了相应的领导岗位上。于此一斑，可见褚时健当时的气场有多么强大，而他识人用人的能力又是多么不同凡响！
当然，后来随着他本人的“折戟沉沙铁未销”，那些追随在他左右的“红塔精英”们，包括刘瑞麟在内，也不能不“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是，就在2013年11月24日晚，我们当年的一些云南知青相聚于《中国青年报》的青年宾馆，不知是怎么聊起的，其中我的一位老友陈太愚忽然说到“刘瑞麟是我云（南）大（学）的同学”。我急问：“他现在怎么样？”太愚脆脆地答道：“好着哪！”
好人必有好报。好人本应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