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的祖国，在呼唤每一个志士仁人，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上海的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人民已被扭曲的灵魂深处爆出了一声惊雷。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唤起了人们对早已被遗忘的科学家陈景润的崇敬。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中疾呼：“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这一切都与我生命的激情碰撞出了火花。
1977年，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青春赶回来，这一年我也参加了高考。后来，我虽然收到了一份由华中师范学院郧阳分院寄来的入学通知书，但面对上大学与追踪野人的选择，我放弃了能带薪上大学的机会。为了我喜爱的野人探索，我选择了走自学成才的道路。
在我的人生，姐姐黎国珍和姐夫鲍志是我的两个最好的老师。从我1972年写出第一篇散文开始，姐姐、姐夫就成了我的第一批读者，也成了我的老师。姐夫鲍志1966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后被国家选派到英国丹迪大学留学多年。回国后分别在南海油田、深圳机场、珠海机场担任领导干部。姐夫鲍志文学造诣很深，不管是在国外留学，还是以后到世界各地旅行，他走到哪里都喜爱写散文随笔，并经常把作品寄给我看。而且每次收到我的作品，都会认真阅读，一丝不苟地对我的作品进行修改，这使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提升。当姐姐、姐夫得知我为了探索野人之谜，准备一边自费考察，一边坚持自学时，不但给我寄来了许多大学的语文课本、语法修辞书籍，还来信鼓励我：“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休。”
在文工团，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乐器，只能在那些《高山劲松》《渡口》《审椅子》《三岔口》等小戏剧中表演武打动作。一次，我随文工团小分队下乡演出。我们到达了深山中的一个叫龙溪的小山村。听村民说附近有个叫妖怪槽的山谷很神秘，当地有很多漆农到妖怪槽割漆，都遭遇过看见人就哈哈大笑的红毛妖怪。那天晚上，就在文工团小分队即将演出时，因为听见森林中有“呜——呜——”的怪叫声，我以为是野人在黑夜里呼唤，将自己还有演出的工作忘到了九霄云外，就一直循着森林中的怪叫声追了出去。
在深山小村的演出场地，报幕员找不到我的人影，文工团小分队的演员们都急煞了眼。那时，单位纪律很严。有五个文工团员，仅仅因为在本团恋爱，都被下放到工程队劳动。在文工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正为自己将受到处分感到忐忑不安，一些文工团员的发言却表示了对我的同情。他们说我造成工作上的失职，是因为被野人迷住了心窍，说我完全成了野人迷。文化局领导经过研究，认为我平时表现不错，主要是对野人太痴迷，可能是精神有毛病，已不适应继续在舞台上翻跟头。将我下放到厨房劳动，算是对我的处理。我只有把进山追寻野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