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某报“书人档案”栏目写
如果从我写第一本书《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986）算起，我的所谓学术生涯迄今刚好是十五个年头。在这期间，我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尼采，除了上述这本书外，还出版了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翻译了尼采的若干著作。
这些可以算作学术成果。此外还啃过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原著，就他们的意义理论写过很长的论文（1995）。在做西方哲学研究时，我重视的是对原著的消化，力求弄清相关的思想家所欲解决的问题，这问题在哲学上的价值，解决这问题的思路，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或尚未解决。我不承认那种生吞硬剥的概念拼贴或牵强附会的意识形态演绎是学术。二是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写下来，这些文字后来被人称作哲理散文。其中，完整的结集是《守望的距离》（1996）和《各自的朝圣路》（1999）两本书，还有随感录《人与永恒》（1992）和纪实作品《妞妞：
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亦可归入此类。这些作品为我在专业范围之外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在一些专业人士那里遭到了不务正业的讥评。好在我对两者都不太在意，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
不过，我要立刻说明，我不是一个自信的人。问题正出在我常常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因此而对我以往所做的事情发生了怀疑。许多事情似乎是自己想做的，其实可能是受了外来的诱惑或逼迫去做的。生命有限，我害怕把精力投错了地方，致使不再来得及做成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现在便处在这样一种反省和犹豫之中。所以，我没有任何新作品可以向读者预告。我能够说的仅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今后会更加远离一切热闹，包括媒体的热闹和学界的热闹（我把后者看作前者的一个类别），在安静中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至少把自己真正想做什么的问题想明白。其实，真想明白了，哪有做不成之理呢？好了，祝世界继续热闹。
2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