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的公开，是抵制权力资本参与掠夺的最有效方法。在欧美国家，这种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非常普遍。”冯子卿斩钉截铁地说。
陆教授忍不住再次发言：“从制度上对公权私化进行遏制，有很好的办法，巫教授就认为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一、有一个公权制衡机制，严格限制权力成为掌权者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独立份额，使任何特权者都不能独立用权而不受监督，使公权在监督的阳光下不被私用或私有。二、有一个权力的市场失灵机制。即割断公权与利益的联系，使政府行为与党务行为成为一个公共产品，它是由纳税人的钱支撑的，所以它根本就不能值钱。三、高薪养廉和提高腐败成本。四、全民性的全天候的群众监督机制。当然，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能不能够实施这些办法。”
“我不认为巫教授所提的办法有实施的可能。”冯子卿说：“这些愿望永远只能是善良人的理想。我认识一个姑娘，在单位屡次受到上司的性骚扰，她实在无奈，就举报了这个上司，却没有人认真受理。这个姑娘在一个等级很高的媒体工作，她申诉受理的单位甚至是中央一级的，结果这个姑娘反而受到更多的报复，最后只好调离。一个弱女子她有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如果她接受潜规则，那完全可以前程无忧，这就是逼良为娼嘛。至于说到高薪养廉，我们公务员的工资还低吗？它现在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三至四倍，而在新加坡和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公务员工资不能高于社会平均工资。那我们同这两个国家对比一下，我们控制住贪腐现象了吗？”
“这个议题越谈越沉重了。”陆教授说。
讲座结束时天色已晚，学者们照相留念、同学们不断提问又延续了许久，最后李盛昌硬下命令才拉走最后一批人，偌大的院子顿时空寂下来。冯子卿漫步踱进国事堂，却诧异地发现徐光在国事堂里坐着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