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记得父亲捧着那张报纸，向街坊高声朗诵时的情景。邻居们一边听一边大声叫好，连系着围裙站在一边的母亲也感叹道，小伙子们干得真不错，真是太棒了！那时年少的斋藤次郎也和一帮小子高兴得直跳脚，他甚至还想过要是自己也能驾驶飞机去轰炸重庆，让父母和家乡父老为自己的战功交口称赞，那才是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大事呢。
但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要走过多少路，经历过多少磨难，读过多少书，才能从折服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光荣，到审视战争贩子以国家之名犯下的战争罪行？似乎这样的人在大和民族主义至上的日本太少太少。假如还有的话，那一定就是众口铄金的叛国者。斋藤博士从来不认为自己不爱大和民族，如果战争年代他正当年，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上军国主义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场。所幸，斋藤次郎还没到服兵役的年龄战争就结束了。重庆的上空少了一个犯罪者，斋藤次郎也不会为对一座城市犯下的战争罪行负债终生。
一座被战争摧毁过的城市正如一个遭受过重创的人，它的“内伤”也许久久都难以治愈。在不到30年的时光里，斋藤博士目睹了这座城市的飞速成长，就像一个正在长个子的少年，一年比一年蹿得更高、更壮。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斋藤博士仍能看到，从菜园坝到朝天门，山城的坡坡坎坎上还伫立着不少仿佛是二战时期的吊脚楼，战火的硝烟似乎都还浸透在那些歪歪斜斜的立柱、陈旧破败的木板墙上，码头上的台阶残破不全，到处是乱扔的垃圾，街道上尘土飞扬，一到雨天人行道上都是一层黑黑的稀泥，衬衣穿一天领口就黒了，至于皮鞋，被派到重庆工作的日本人被告知，最好多备几双高帮雨靴。那时的雾都山城有些像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里的场景，只不过人物及其故事都换成了黄皮肤的中国人。有多少大轰炸下的“重庆孤儿”呢？斋藤博士不敢想象。那时斋藤博士怀着深深的愧疚，他认为重庆之所以还如此破败，是因为它的“废墟”太难以收拾。
梅泽一郎律师那次是第一次到重庆，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好奇。头一回吃重庆火锅时，他差点被花椒麻得晕倒。梅泽一郎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平常头发凌乱，衣着随意，小小的眼睛下两个巨大的眼袋，眼睛经常眯成一条缝，总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其实他的睡眠都被办公桌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法律文书和案件文稿东占一点西挪一段地偷走了。只有上法庭时，他才会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他在东京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同时又兼任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事务局的局长，这是一份额外的工作，向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取证，与日本律师、法庭等方面的联络、接洽都要由他来负责。重庆人说他的脾气好得来像白求恩，心细得来个像个女人，哪里像个日本鬼子的后代哦。
从正式代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索赔案，到东京地方裁判所第一次开庭，这两个日本律师每年都要来自费重庆来调查取证。他们每一次取证，都是对这座城市重新认识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再发现。日本在刻意忘记这段有罪的历史，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似乎也来不及回望和钩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