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尤其前六十年，是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后的复辟。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个人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反应。我们知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有多少不同的社会阶层，就有多少不同的教派，从天主教一直到教友派，形形色色，但主要的斗争是在保王的国教和革命的清教之间展开的。我们说政治斗争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是说宗教论争甚至宗教战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但当事人在他们主观意识里，恐怕至少有一半是真心诚意地把这场辩论或战争看成是宗教信仰问题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宗教斗争=政治斗争”这一简单公式上，就很难理解论争的具体内容，以及这场斗争怎样具体地影响每个人的心灵。时代的动荡促使每个有思想的人思考，而这种思考总是用宗教术语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作家的著作里多谈生与死、这种信仰和那种信仰、精神的疾病和创伤这类问题。
在宗教斗争激烈的同时，科学也在长足进步。这是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并行的两股力量。自然科学的进展当然要受宗教的抵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就因为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1628），被人认为是邪说，而他的医生业务一落千丈。科学家本身也受宗教的局限。科学要抬头，首先要和谬误作斗争，不过正如常言所说，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天文、医学、物理、化学方面的探索和实验，新技术的发明，仍然在前进，以致六十年代初正式成立了“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这样一个科学团体。为科学发展奠定方法论基础的则是培根。
人们思想的活跃也还由于向外的继续扩张而更形活跃。殖民冒险、海外贸易、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国际战争，从积极方面讲，扩大了岛国居民的眼界，也给思考的人以新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