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梁文道先生聊到“中国小说中的‘青年性’”，我如同梦游般地在脑中穿过那些鲁迅酒楼上、张爱玲黯黑大宅里（充满老妈妈们耳语的，影影幢幢，家族如今猥亵破败的昔日荣光，鸦片膏或堂子继母身上的腻香）、沈从文的河流运镜，或郁达夫的性的南方郁疾……我说：我感觉中国小说里没有“青年的形象”；只有老人和小孩、特别是小孩，全是一些把头埋在自己怀里，蜷缩成一团的，卵壳里的“少年”（或“孩童”）形象。还来不及孵化便孱弱地死了。
梁文道君指出我这印象派式的谬误，他举证了许多共和国经典小说的“青年形象”。譬如伤痕文学及寻根派里那些青年。
小孩。侏儒。恶童或痴儿。（譬如莫言的《蛙》或《生死疲劳》这样的时空巨幅展演“流浪汉传奇”，如葛拉斯的《铁皮鼓》与《痴儿西木传》、鲁西迪的《最后一个摩西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匈牙利女作家雅哥塔·克里斯托弗的《恶童三部曲》）。一种灵魂尚未完全坐落进整幅“某个时代全景疯狂”的成人群体中的孩童观看之眼。
其实我想到的是，在台湾，非常迷惑的，回首才发现的，九○年代，我同辈一整批的创作同伴。譬如邱妙津（她的第一本小说是近乎习作的《鬼的狂欢》），或是几年后走上自死之路的袁哲生与黄国峻。
袁哲生的成名作包括《送行》（在火车到达月台时车厢内几组人物的并不形成“故事”必然性的近乎炭笔素描）、《秀才的手表》。黄国峻（黄春明先生的二公子），则是像法国新小说，一个房间密室里空镜头的堆栈书柜、窗帘或玻璃的光彩稀薄的人物的回忆碎片。一种黏着在客物上的忧悒、尖叫前的寂静而非任何叙事者的心理分析式陈述。
或是香港董启章的《安卓珍尼》（他是在台湾的文学奖夺奖而引起注视），叙事声音的阴性性别乃至人格分裂，背景延展一种人类历史已远离的“物种起源”的异质、淡漠“女孩脱离父系秩序（社会伦理的性别暴力）漂浮成独立的阴性文明史”。赖香吟的《雾中风景》，受创的画面，安哲罗普洛斯式的，人在其中何其渺小的孤寂荒原。最后一个说话者，或是马华小说代表人物黄锦树的《鱼骸》（其实他要到几年后的《刻背》这部骇人的小说才真正处理，“一部离散的南方华人流浪者之歌：文体即魂体”，一如犹太人上千年的意第绪秘传怪诞，要求后辈记得的“时间意义上已灭族”，无文学史可框格摆放的，背了太多代故事的少年）。
或是我在二十五六岁间的处女作《手枪王》里的一些被贴上“后设小说”的，面目模糊、流离失所、断肢残骸的变态少年。
还有成英姝的《公主彻夜未眠》，里头那些在不同短篇章节，如在一个共同梦境迷宫不同房间各自游晃，偶遇时不知前头什么事已发生过的贝克特式人物。或是颜忠贤的《老天使俱乐部》，不是《哈札尔辞典》体，不是昆德拉的《误解小辞典》，而是像编纂一本虚空中不存在的“老天使学”（在还没有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年代之前），他使用这样像一本一人杂志不同作者（建筑师、伪电影导演、伪诗人、伪记者……）以唐卡形式层层编织这样一本“老天使们的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