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1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 1916年1月改名《新青年》,年底迁到北京。蔡元培长北大后,于1917年聘陈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继续发行,并得到了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大力支持,1922年休刊,前后只短短的七年,可谓英年早逝。但这份刊物以它独特的风格和锐气名动中国,得到许多青年的热烈追捧,当然也遭到“八面非难”,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之辩护。最终,由《新青年》肇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1931年8月下旬,原“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于北太平洋舟中,向他的助手马星野(原单名伟) 就《新青年》时代的北大相关人员的情形进行了回忆,马星野于26日晚上将罗的口述整理完毕,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直到1978年,罗的女公子罗久芳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台湾《传记文学》发表,这段珍弥足珍贵的回忆录始与公众见面。 

据罗家伦说:“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又说:“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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