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罗家伦回忆:“在4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300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面。到5月1、2日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5月3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3日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18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到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9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在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300元拿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以为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以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下午1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11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5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1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1点10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直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南按:此宅原为满清一姓赵官员私产,故谓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了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一个短墙的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的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着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们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响迩。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南按:北洋政府大总统)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字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还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面还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便当场被捕。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5点钟睡到6点钟,6点钟以后,重新振作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6]
谁是五四运动学生游运总指挥 4
大师远去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