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五四运动学生游运总指挥 4

据罗家伦回忆：“在4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300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面。到5月1、2日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5月3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3日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18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到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9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在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300元拿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以为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以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下午1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11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5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1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1点10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直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南按：此宅原为满清一姓赵官员私产，故谓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了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一个短墙的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的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着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们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响迩。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南按：北洋政府大总统）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字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还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面还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便当场被捕。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5点钟睡到6点钟，6点钟以后，重新振作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