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李洱考入华东师范大学。那里不但“风景优美”，也曾经有“全国最好的中文系。”
“80年代前期，华东师大中文系人人都是诗人和小说家，甚至想规划未来的文学蓝图。当时的文史楼有个通宵教室，105教室，一到晚上就坐满了人，写小说呢，为赋新辞强说愁。在这种气氛下，就是傻瓜也会写。”
“对我来说，80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对文学来说，那是文学的青春期；对时代来说，那仿佛是新婚之后最忙乱的时期。”
他最初的小说创作跟博尔赫斯有关，此后，这个师承的名单不断拉长：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维尔、索尔·贝娄……
“博尔赫斯，当时大家都叫他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全称，以示尊重。当时华东师大就生活着一个博尔赫斯——格非嘛。当然，格非的视力是1.5。”
那时李洱跟格非来往很多，格非比他高两届，也是他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格非当指导老师的时候，还是助教，还没资格指导论文，是李洱逼着他当指导老师的。“我的论文写的是电影，安东尼奥尼啊，费里尼啊，伯格曼啊。教电影的老师不愿意带我玩，说你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毕业论文写完，李洱的论文被评了个“优”。结果那一次，得“优”的学生太多了。教导处说，要去掉一个。格非只好来找李洱，说：“我只是个助教，就把你的‘优’去掉吧。”李洱一听就急了，你不给我“优”就罢了，哪有得了“优”又去掉的道理？
李洱早期的小说，亦师亦友的格非大都看过。“他提意见的时候很委婉，不直接说（我的）作品，说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霍桑有一个细节是这么写的，海明威有一句话是那么写的，托尔斯泰写到‘肾走游’的时候，是这么写的。格非好像摸了一下自己的肾。我有个中篇，所谓的成名作，叫《导师死了》。写好了给他看，其中有一句诗，用了一个词叫‘亮堂’，格非说，但是，要是换成‘敞亮’可能更好一点。”
早年的时光，确实令人难忘。正是格非陪着李洱把他的第一篇小说送到了《收获》杂志。“格非自降身份，说自己只是一字之师。”
当时大众传媒、各路书商尚未风起云涌，文学杂志成为成名的唯一道路。《十月》、《收获》、《当代》、《花城》等，发行量均达到上百万份，《当代》甚至有过超150万份的纪录。“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明显感受到文学是一种思想资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小说其实是没人看的，包括后来的先锋小说，它们要很多年之后，通过商业炒作才被接受。”李洱记得一次王蒙的新书征订，共订了37本。当时余华的小说一本也不过卖1000册，直到张艺谋拍了《活着》。大众传媒使纯文学书销量大幅增加。
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也已经拍成了电影，但除了拿版权费，剩下的事他一概不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