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姚文元就是管新华社，他还是我在上海的朋友呢，那时他是上海市委搞宣传的，因为外文出版社属于新闻出版系统，他等于是我的顶头上司。那个时候时兴“表忠心”，有的人给姚文元写信，说你怎么正确，我怎么拥护你，这种挺有用。有个小翻译，写了信，后来有重要的会议就让他参加，一夜之间就暴发了。我那时如果写的话，姚文元一定也重视我。但我要真写了就不得了了，当时是好的，后来倒霉就不得了了。
我在新华社的待遇属于中下。我也不是共产党员，君子“群而不党”嘛！现在入不入党没关系了，以前可吃亏，可没面子呢。比如开什么会，就会请你出去，这会你不能参加，这不是很丢脸吗？如果有人动员我，发展我，我也会入的，我只不过不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不过我的立场还是共产党的立场，我中学时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那时思想算比较进步的。
我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大官，云南省盐务局局长，他在南京回来以后，就是秘书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他很早就不做了。我父亲英文也很好的，他是南洋工学院毕业的，那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小的时候我家藏书很多，我父亲从小教育我自食其力，我从来都没有伸手要钱，就是自己做家庭教师，给别人补习功课挣钱交学费，最后我从学校出来了，没有衣服不行，他才给了我30块钱，买了一套衣服上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