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科学家，潘富俊的数据统计与运用令人惊叹。他发现，汉唐以后较具代表性的诗词总集中，除了《唐诗三百首》和《玉台新咏》，含有植物种类句子的诗词，占全书诗词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植物在古诗词中的地位。关于《红楼梦》，作者统计出，前八十回每回出现植物种数多于后四十回。第一个四十回每回出现的植物种类平均为11.2种，第二个四十回平均每回出现10.7种，而第三个四十回平均每回的植物种数只有3.8种，不仅如此，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植物种数的分布就大不相同。所以，以作者对植物熟悉的程度，和植物意涵在文章内容的运用上，前八十回亦远胜于后四十回，他以此支持《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为不同作者所撰的观点。他还发现，大量的数据表明，文学作品的成就与作者对植物认知度、对植物隐喻的掌握度相关。清代诗人的传世别集中引述植物种类超过两百种者，多是文学成就高的名家。
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作者对植物的理解并不限于纲目科属种的罗列分辨，生理性状的描摹，医药饮食的经世用处，植物在文学作品中“起兴”“借喻”的运用。对于植物所代表的典故意涵，作者亦有准确深入的理解，他认为历代文人大都对植物怀有感情，常常形之于诗，咏之以情，例如“枯杨”表达了惨凄的心境，“杨柳”散发着离别的忧伤，“采薇”原为田野间处处易见的野蔬，有了久远的历史故事与诗人的隐喻，遂用来颂扬忠贞不渝的节操……
季羡林先生曾讲，“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天是大自然，人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草木缘情》展现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和人文世界，以及古人崇尚自然、追求天趣、体恤万物的自然观，不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