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抢救的对象是她外婆，治老人的汤药渣再煨点水给她喝喝，聊胜于无。
一日忽听她躺着哼起歌来了。“活了，活了！”大人连忙搬她进屋。链球
杆菌没有夺走她的命，却侵蚀了她的心脏，从此夺走她的健康。
我的外婆是云南省首间女子学校——昆华女子学校的第一批中学毕
业生。我见过她们的毕业照，每个女学生都梳着高高堆在头顶上的“东洋
头”，面上厚厚的脂粉也十分东洋。从大姨妈到八姨，都从昆华女中毕业，
个个品学兼优，母亲从来未败落到第三名以下。大姨妈光彩照人，被封为
校花；母亲则清秀细腻，惹人怜爱，大家戏称她做“病西施”。
为人妻母
母亲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师范学院，读到二年级，为了陪外公去做县
官便辍学了，其后嫁到熊家。熊家是官僚世家，生活方式﹑家庭关系与苏
家大不相同。父亲是长房长孙，母亲变为“孙少奶奶”。有佣人侍候的日
子随战乱终结，母亲写字描花的纤纤细手拿起斧子劈煤块，洗衣做饭带孩
子。她一样哼着京戏，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务，尽妻子和慈母本分。家中收
拾得干干净净，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昆明话叫“板板扎扎”）。每逢星
期天，所有的床单﹑桌布都要换上新的，以迎接可能来到的客人。我小时
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到母亲病倒，由我来当家时，这些礼貌便一概
免了。母亲躺在床上，每周仍要指挥我清洁家具，一套紫檀木的茶几﹑椅
子是我的头号敌人。母亲要我把抹布缠在指尖上伸进一个个雕花小孔去除
尘。至今我也不明白在灰尘仆仆的小城，母亲怎么可以令她的一双鞋随时
保持光洁清爽。一位亲戚多年后看到我粘满泥巴的鞋，摇头笑道：“你妈
常说，委琐一顶帽，邋遢一双鞋，哈哈！”
不论做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或是任会计去上班，还是躺在床上的病
家在云之南
初进熊家的长孙媳妇。
人，母亲都穿戴整齐，头发﹑眉毛理得一丝不苟。除了去做客或去照相馆照全家福，母亲都不化妆。粉红色的梳妆台是她陪嫁的嫁妆，印象中从不记得她坐在镜前修饰面容。她美得圣洁而自然，无需打扮。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令人诧异朴素无华的美何以随时代而消逝殆尽。
父母恋爱的细节不得而知。听亲戚说，他们彼此倾慕，再托媒人按正规程序求亲。父亲英俊潇洒，母亲美丽温柔，加之门当户对，算是美满姻缘。许多年后当我也到该嫁人的年龄，母亲忠告我说，对方喜欢你，对你体贴，比你喜欢他更重要（中国人说不出口那个“爱”字）。我猜她当初一定十分迷恋父亲，忽略了他的大少爷性格。我虽然记住母亲的教诲，却发现这一信条也不可取。母亲之所以那样以为，是因为她并未亲历过别样的婚姻。
母亲生下我的哥哥后，又生了两个男孩，都先后夭折。之后诞一女，皮肤似母亲，白里透红，家人称她小苹果。小女孩聪明乖巧，一岁多已能唱整首三民主义国歌。可是不到两岁时患痢疾死了。父母常叹道，要是那时有消炎片她便有救了。七年中相继失去三个孩子，对母亲的打击可想而知。战乱还未结束，生下我来，母亲体弱没有奶水，也找不到奶妈。那时全家疏散住在祖父早年盖在乡下车家壁村的别墅里。母亲去附近彝族村寨买羊奶来喂我。我知道这一层，是因为尔后记事不听话时，外婆就笑骂我说：“车家壁倮倮的羊奶喂大的蛮苗女。”
我出世不到三年，母亲生景泰。母亲的心脏很弱，生小孩都要先签名，
家在云之南
新婚不久，被称为“笑长”的苏尔端。
因生产死亡自己负责。到我七岁时小弟景和出世，母亲怀孕时曾想过等小
孩生下送给她的好朋友，一位不育的表嫂。景和落地，美丽的婴儿引得医
生护士一阵轰动，母亲说幸好没答应送他出去。
听一位亲戚说母亲还小产过三次，她自己从未提及。医生早已警告过
生小孩对她十分危险，母亲怀孕仍不少于十次。那个时代避孕不是件容易
的事，担心怀孕的妇女，每个月都惶恐度日，害怕身体发出怀孕的信号。
七个孩子存活四个，是那时婴儿成活率的正常比例。婴儿的死亡率和士兵
的伤亡率一样，对于公众﹑研究者﹑政治家都不过是些数目字，而对每一
双父母，尤其是母亲，失去孩子带来撕心裂肺的痛楚，也将成为尾随他们
一生一世的伤心回忆。
幼时印象中的母亲，终日操劳，却随时嘴里哼着京戏或什么歌，哄孩
子睡觉，从躺下一直唱到完全睡熟。最常唱的是：“风呀，你要轻轻地吹；
鸟呀，你要轻轻地唱，我家小宝宝，就要睡着了。宝宝的眼睛像爸爸，宝
宝的嘴巴像妈妈，宝宝的鼻子呀又像爸来，又像妈。睡觉吧，妈妈的好宝
宝，天明带你去玩耍，玩耍到你外婆家。”
此刻，妈妈的声音还清晰地响在耳旁，一定是妈妈在天上为我轻唱。
中学音乐课教唱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老师
唱了一遍，我就会了，好生奇怪，才想起这是妈妈哄弟弟睡的一首歌。歌
曲明晰的节奏，伴着她的纤手轻轻地﹑一下下拍在孩子身上，没有一丝战
斗气息。
家在云之南
父亲母亲结婚一周年。
战争，时局艰难，大家庭的风波是非，父亲不时发作的火暴脾气，种种困难，对我们几个躲在母亲羽翼下的孩子都不存在。米不够吃，掺着红薯﹑洋芋，也好香，好香。我的大脚趾最不听话，老是把鞋尖顶个窟窿。妈妈替我补好，笑盈盈地告诉我说有“补新鞋”穿了。我穿着满院子跑，逢人就伸出脚来叫人家欣赏我的补新鞋。大人说，弟弟出世后，我两岁多就是个乖极了的小姐姐。母亲没时间带我，教会我玩许多独立的游戏。其中一个是将一盒火柴撒满一地，让我用胖乎乎的手指，一根根拾起来，排放到盒子里。
妈妈有一支大漆皮箱，外面是黑的，里面是红的，装着她从嫁人时积攒的好衣服。丝衣罗衫只是做客时穿一下，全都保存得如新的一般。妈妈把它们一件一件都改作我的衣裙，从她手上抱着的小囡到后来上大学的闺女，都穿过母亲改制的新衣，令自己得意，让别人羡慕。
我小时候整天憨吃憨睡，疯跑疯叫，除了患过一场猩红热，没有什么病痛。那时猩红热也很吓人。病快好了，我躺在床上将两只脚高高举起蹬在墙上，自己编了一支歌唱道：“我想吃红薯稀饭。”这一幕颇像母亲幼时熬过病危的情景。两个弟弟，尤其景泰小时候身体弱，妈妈显然操碎心。景和出痧子，发高烧哭个不停，不能吹风，母亲抱着他，放下四方蚊帐，在床上不停转圈圈走。
天下的母亲，我自己在内，大都为子女的小小不妥过分忧虑。母亲自己身体不好，尤为我们的健康紧张。出一点小毛病，忍不住往坏处想。有
家在云之南
母亲和姑妈。
一次我从花园里的秋千上跌下，弄痛了大拇指，哭着跑回家。母亲一看，手指根部肿了一大块，这还得了。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要我把另一只手伸出来，又让妈妈把她的双手伸出来，很容易就让我们明白，这一小块凸凸的是肌肉，人皆有之。
现代人已不容易理解那时带小孩操持家务的复杂和巨大的工夫。一日三餐生炉子点火，先得把木柴劈做小条条，架篝火似的架空，再用一条夹有松油的松柴，叫“明子”，点燃伸进去引火，然后把煤块一块块垒上去。这些技巧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到家的。买来煤块是一大团，要用斧头敲碎。要火着﹑要火旺，需要不停煽火。竹编的骨架上裱糊薄棉纸做成的火扇，这是损耗最快的厨房用具。煽火也是每个小孩最先学会的家务，等学会左﹑右手都能控制火扇，就算到家了。被煤烟呛出眼泪，泪迹粘着烟灰弄个花脸在所难免。记得弟弟吃的米粥要先把米浸在水里一天，放在瓦砵里，一只手扶着砵边，另一只手握着也是瓦做的圆砵头，用力把米粒压碎，制成米浆。
鞋子则纯粹是工艺品制作。做鞋面先铺两层新布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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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周岁。
旧布夹于其中，用稀稀的糨糊粘起来，叫“裱隔薄”。然后画样剪下，再用针线密密麻麻地在鞋尖﹑鞋跟侧等易磨损处一圈圈缝上。如母亲般手巧的妇女，则施展其心思与技巧，描绘出各式各样鞋头花。母亲为自己绣过一双紫红色缎子花鞋，白羊皮底，放在箱子里从未穿过。“文革”时怕红卫兵说是“四旧”，便连同几对高跟鞋一道扔了。做鞋底功夫更是考人，几层新布上铺几十层旧布（旧衣服﹑旧床单无一样不被派上用场），中间夹一块“笋叶”，即包在竹笋外面的一层硬而厚的叶子，防水用。每块布事先按鞋底形状剪好，垒到约莫三四厘米厚，“纳底”的伟大工程便可开始。粗粗的线穿在“大底针”上，先用锥子穿过布层打洞，针才能引线而过。
麻线如何弄出个细头穿进针眼，又是门手艺。上初中时我旁边坐着个从乡下来的同学。课堂上她不愿将手闲着，于是高高拉起裤脚管，用大腿内侧做垫搓线头。散开麻线，渐进式抽麻丝，再搓结实。技巧之纯熟，常看得我目瞪口呆，顾不上听老师讲课。
傻丫头
为什么我一点点也没有遗传到母亲一丝不苟的风格？最强烈的对比是母亲漂亮的蝇头小楷和我那见不得人的“鬼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