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监狱的环境与已在南非弥漫的恐惧和暴力相比算是相对平静的。1985年7月20日，南非当局宣布在36个黑人城市居住区实施紧急状态。仅在头一星期，就有1 000 人遭到拘捕。8月15日，世界各大媒体都准备报道南非总统的一篇讲话。讲话中说政府将要开始推出大规模改革计划。结果，博塔却在他的“卢比肯讲话”中就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辩护。
几天内，南非货币就贬值了近1/3。学者、报纸编辑和商人开始有了绝望情绪。他们判定，如果政府不能或者不愿通过谈判找到打破南非僵局的出路、解除对南非的威胁，他们就会不顾政府收缴他们护照的威胁，去同非国大会谈，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这么做了。
南非首富哈利·奥本海默公开站出来支持释放曼德拉。1985年11月21日，非国大在《哈拉雷宣言》中进一步施压，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该宣言要求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解除紧急状态，从黑人市镇撤出军队，承认非国大的合法地位以及为自由政治活动创造条件。
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非国大愿意放弃暴力活动的话，政府愿意与之谈判；非国大则回应说，政府也必须放弃使用暴力。
马克·马哈拉吉说：
我们把民主带入了这个国家，但是我们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政治工作时的革命教材里却没有民主这个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世界已基本上改变。但是不论怎么变化，历史已经记录下这些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既有能力发现这些变化，又有勇气适应这些变化。这是对曼德拉领导能力的一种检验，正是在被隔绝在监狱牢房里的时候，他才决定采取主动，同所痛恨的种族隔离政权展开对话……历史将铭记曼德拉的审时度势之英明……他为谈判所提出的先决条件的每一步骤，都经过了仔细斟酌，为的是确保不削弱或不危害非国大，并且，他的大胆举措万一失败，他便一人承担责任，不给组织丢脸。
军警官参政要员，是博塔领导下的政府军警之名，为应对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所面临的威胁，他还提出了“总攻击”和“总战略”论。他说，他们复杂得像纳粹德国那样的军警体制是合理的。这种体制怂恿公民彼此监视。
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72年起就一直在约翰·沃斯特的控制之下，成了真正的政府。直到1979年，该委员会都是政府的20个委员会之一。
自1966年起就任国防部部长的博塔，1978年成为总理。他需要维持对亨德里克·范登伯格领导下权力甚大的国家安全局的控制——范登伯格是沃斯特的亲信。
自1975年南非军队侵入安哥拉以来，军方与内阁就一直意见不一。博塔和军方想向敌人开战，他对公众说，南非军队做好了应对黑人采取地面猛烈进攻的准备。他和他手下的将军们认为，非国大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是“总攻击”，而只能以“总战略”来应对。
巴纳德在媒体上著文，其表述后来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恐怖袭击之后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引用：
恐怖活动就是一出戏剧，其目标就是指向欣赏此剧的最广大的人民……肯定不是指向能够被杀死的最广大的受害者。因此，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在宣布恐怖造成的恶果的时候，一方面对恐怖主义活动起到了很重要的帮助作用，而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激发起公众同情心的作用。
1984年7月，当司法部部长科比·库切到开普敦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曼德拉的时候，曼德拉加快了与政府接触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