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疗愈系的文字其实比较多是针对有烦恼的人，要替他们解决烦恼。相对来讲，我的爱情故事比较适合跟大家一起分担烦恼，而没有企图去解决。我认为爱情当中遭遇到的苦其实不需要消除掉，而是要深刻地体会它。我们中文里面说爱到刻骨铭心的地步，刻骨铭心四个字听起来很动人，其实，要在你的骨头上面跟心上面刻字是多么痛的事情，这是你感觉自己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所以你如果想要把爱情当中的苦通通消除掉，就只能够得到不刻骨、不铭心的爱而已。所以我反而觉得好好地从爱的苦当中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是谈恋爱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所以相对来讲，与其说是疗愈，不如说是分担痛苦。
宏玖：您认为电视行业在走下坡路吗？现有很多主持人纷纷去高校当老师，您有这个打算吗？
蔡康永：我不相信电视的黄金时代消失了，我觉得只是节目被转到别的媒体上面去，很可能是转到网络上面去，它变成视频网站的收看方法压过了电视的收看方法，这个我相信。可是要告诉我说观众开始不看电视节目了，我觉得这是不会存在的。
至于做不做大学老师，我自己当初做老师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我看到学生一届一届毕业离开教室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能离开那个教室，觉得很恐慌。搞半天，原来他们可以闪人，我闪不掉。所以我大概教了两年觉得受够了，我也要自由自在地离开，我不要困在教室里面。所以应该不会再选择回学校教书这条路。
《康熙来了》的录制一直有个很幸福的状态，我节目组的人员相处得很快乐，观众也还依然愿意看这个节目。我觉得如果我要再挑战别的节目形态，虽然也许不一定会很惨，可是起码很难再达到做《康熙来了》这么开心的程度，所以我宁愿把其他时间花在写东西和电影上面。
如果做电影，我希望预算小一点，因为小一点的话对于票房的压力就小一点，背着太大的票房压力最后就会患得患失到一个很恐怖的程度。像《康熙来了》这个节目之所以可以做很久，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它预算很低。它没有贵到让别人受不了，所以就算有的时候收视率不是那么好，电视台也不至于肉痛。拍电影也是一样，你如果发疯地拉很多资金来拍，他们就要准备好面对巨大的票房压力，相对而言我希望做一个预算小小的、大家自由自在地做的电影。
宏玖：很多音乐人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比如鲍勃·迪伦就是一位诗人，除去旋律，歌词依旧震撼。你认为一个好的音乐人是不是应该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呢？
汪峰：一个好的音乐人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如果有比较高的文学素养更好。当然，我是指创造型的音乐人，也就是全能创造型的词曲兼做的音乐人。歌词在一首歌里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是越来越重要的。事实上，流行歌曲和摇滚乐发展到今天，很多时候歌词起到了一首歌的灵魂的作用。每一个听歌的人会从你的歌词里感觉到、探究到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如果是一首精彩的歌曲，那他的表达方式、语句方式以及用词的方式，这些表面的文学技巧事实上对整首歌影响很大。有了这样的歌词，才会给听众带来思想内涵和震撼力。歌词和旋律的配合也是很讲究的一个创作部分。一个创作人具备比较高的文学素养，是他能够有比较好的创作素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