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下定决心和他在一起，决定便不会再更改，我全心全意地付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连看他的感觉似乎都不同了，我希望他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他对各种事情的了解比我深刻太多，我开始觉得他非常勇敢。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敢如此确定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那么勇敢。回想起来，他总是派我去做各种事情。有一次，他甚至怂恿我去杜莎夫人蜡像馆把披头士乐队的蜡像点燃，这是典型的境遇主义者想要做的惊人之举，就像是一种“声明”，他自己是不会去做这些的。但我最终也没有去，因为觉得太危险——但是他希望能让我去做，而原因只在于他讨厌披头士乐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很有想法，也让我了解了各种各样本不可能发现的事情：嬉皮士都经历了什么，他在卡姆登（南卡罗来纳州城市）所发现的有关境遇主义者的书籍和杂志，以及阿根廷和皮诺切特正在发生的事情，等等；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但当时我真的对他的城市生活常识和世界主义思想印象深刻。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唐人街寻找饰品，来装修第一套公寓，我简直兴奋至极。他买了中国灯笼，然后去陆军剩余物资店，买了那张我一直用到现在的桌子——看，就是那张——那就是我们的桌子，然后还买了一盆仙人掌植物！想想！多么有艺术感！我在外伦敦住了那么多年，竟然都不知道唐人街的存在。
但是事情的开展并不顺利，怀孕从来都是很辛苦的，我常常感到很累。马尔科姆越到晚上就越健谈，而他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他自己。在我们发生性关系之前，在他从之前生病睡在我床上的时候，他就每晚都不让我睡觉，向我讲他的人生故事。怀孕之后，他还是一样。而我第二天还要去上课教学生呀！我筋疲力尽，无法集中精力。所以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对我而言并不是很开心。我真的真的非常累，而马尔科姆则继续在艺术学校当学生，也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回家。我们也谈论过将来，但当时我和德里克的婚姻关系还没结束，所以马尔科姆和我就算想真正地在一起，也是没有办法结婚的。他还是一个靠补贴过日子的学生，他没有资格作为我的赡养者。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失业救济金和社保，因为按规定如果他是父亲的话，就必须要赡养我，这意味着他需要离开学校，而我却不能让他这么做。所以在我看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我继续教书——一直教到孩子出生之前，接着生产之后立即重返岗位。
1967年11月，预产期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我需要去引产。马尔科姆知道我去医院了，在那个时候，孕妇需要在医院住上一周时间，而我并不介意看到其他的丈夫都来探视，我的男人却并没有出现。因为我知道他是特别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乔出生后的第六天，他来了，我看到他穿着一件二手的花呢大衣，上面还有没融化完的雪花。护士长说：“你到哪儿去了，你是开长途车的司机还是什么？”然而我并不在意，乔的出生让我满心喜悦，马尔科姆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覆盖着白雪的天使。几天之后，在我出院的时候，天还在下着雪，你知道我们一起去做了什么吗？这非常典型的马尔科姆的作风，刚刚成为父母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去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议，参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密谋。一切行动都十分秘密，要走上逃生梯，穿过一片积雪覆盖的屋顶，从一个舱口进入。但最终我们并没有入伙，因为马尔科姆觉得那个头儿太专横！他做了一件事：在奥瓦尔附近给我们找到一处公寓。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想要进入家庭生活的意向。他开始把他之前买的那盆我很喜欢的大仙人掌叫作“乔的爸爸”，在乔小的时候，他还坚持向乔强调，那个仙人掌就是他的爸爸。他一直都拒绝被称作“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