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日本发明江崎二极管以来，已凭借此项功绩屡次斩获大奖。从1959年的仁科纪念奖开始，1960年获朝日奖与Toyo Rayon科学技术奖，赴美之后，1961年3月获美国IRE学会（无线学界，后来的电气电子学会）摩理斯·利柏曼纪念奖，同年10月获富兰克林协会的斯图尔特·巴兰坦奖。这一年，我的朋友、慕尼黑工科大学的鲁道夫·穆斯堡尔获得了同一协会的另一项大奖——艾略特·克瑞森奖，而我这位朋友居然又在同一年，在他32岁这年，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随后的1962年却如同梦魇，那年赶上了肯尼迪总统与赫鲁晓夫总书记之间一触即发的古巴危机。
这时候的我，已经率领IBM公司中自己的研究组，逐步走上了研究的轨道，英语也逐渐能够熟练运用了，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只是因为周围的人开始对我说英语时的种种怪癖逐渐理解了而已，并非我自身的进步。我们以半金属铋为研究对象，发现磁场与电场下新型电子与声子的相互作用，开拓隧道效应光谱学的新研究领域，在自己的研究道路上不断前进着。
1965年5月，传来了我荣获日本学士院奖的好消息，从而促成了我时隔5年的荣归故里。获奖理由源自“江崎二极管及其应用研究”，推荐人是大名鼎鼎的八木天线发明者八木秀次教授。我当即赶往八木先生处致谢，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教授，却也是最后一次了。
归国当时的情况，《周刊新潮》5月29日号刊登过凹版印刷的相关文章，这里转载一二。标题是“江崎玲于奈荣归故里”，其内容如下：
“我还以为大家早把我给忘了……”
江崎氏一到机场，就被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团团围住，不由得感慨万千，有此悲叹。江崎氏当年发明了“江崎二极管”之后，便辞去了索尼公司的工作，应IBM之召赴美研究，由此引发了当时关于“人才外流”的话题讨论。（中略）
“前往美国，绝非对我国学界不满所致，只是我的求知欲与当时的机遇恰好吻合而已。说到大洋彼岸全新的研究生活，最大的不同要数科学家的自然淘汰机制了。在那里，是不论功劳和资历的，获得理想岗位全靠实力说话。这就赋予了制度很大的灵活性。此外，科学家还必须一直保持自己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