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大陆、右手台湾(二) 3

浙赣线是我们自己修的,路很坏,火车颠簸得很厉害。隧道很低,所以一来了隧道,就喊“头低下来”,不低下来的话就被扫下去了,有的人就扫掉了。所以中途有的人受不了,就跳火车,跳到稻田里去摔死了。

对山东流亡学校的师生来说,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流亡。1949年6月初,8所流亡学校的将近8000名学生汇集在广州,等待着迁往台湾。当时陈诚已经宣布入台管制,烟台联中的校长张敏之和其他几名校长急得四处斡旋,努力取得入台许可,才终于在6月25日将这些学生送上了“济和轮”。

3天后,学生们踏上了澎湖的土地。

黄如藻:房子都很旧,是两层楼的,我们就把桌椅搬开,睡在地板上。我们过去住的是广大的平原,而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我们住的地方(是这个样子)。看看那个建筑,跟大陆的情况很不一样,天气也很不一样,我们来这里就感觉到跟大陆完全不同。

庄惠鼎:澎湖的风沙很大。我们吃饭都是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吃。我们8个人一桌,一个桌一盆菜,那个盆子又当洗脸盆,又当菜盆子,8个人围着蹲在那里,风一吹就满盆沙子。我们的教室就是宿舍,铺盖也没有什么铺的东西,就一个被单子(盖着)睡在水泥地上,晚上睡觉,白天上课。前面有个黑板,老师一本书,我们没有书的,老师在上面讲,或者写黑板,我们来抄笔记。笔的话,我们就到街上去捡个笔头,铅笔头削一削就那样写字。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情绪很高。

这帮孩子抱着高昂的求学热情,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读书,但一心求学的想法却常常被外界打断。当时国民党部队多半有严重的缺额,而流亡学生总是部队补充兵员的重要对象,他们也同样躲不过去。抵达澎湖不到两个礼拜,这群身高不及枪杆的孩子被集合在大操场。

黄如藻:国旗杆那儿是司令台,我们原来就住在司令台后面的一个房子里,里边是日式的,也是旧房子。到13日就开始把我们全部集合在院子里,说澎防部大院要编兵。听到要把我们编兵,同学都有些不服气,都要往外走,但走到门口有警卫上了刺刀,出不去。有的人还是不平,司令官来了以后,我们有个同学就说:“大家不要害怕,我们要跟司令官讲……”结果他话没讲完,刚往司令台这边一走,后面一刺刀就刺在身上,大家都在周围看得清清楚楚,鲜血直往下流。大家看到了心里都觉得很惨,没见过这种场面。

学生们的反抗导致流血冲突,事态陡然扩大,最终造成两百多名师生下落不明,2位校长和5名领导反抗的学生被以“匪谍罪”判处枪决。这一事件发生在1949年的7月13日,因此被称为“七一三事件”,被认为是“白色恐怖第一案”。

但事件的发生并没能阻止年轻的学子们被迫扛上枪。国民党的军队正在积极补充兵员,台湾本省人也被编入部队,自1949年8月以后被大举送往厦门与金门等前线阵地。与此同时,尚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军队也在撤退的同时广招兵员,很多青年抱着朴素的想法投入了大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却不想,从此被卷入时代的浪潮里,与家乡和亲人千里相隔。

家住广西的梁力平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了军队。当时他本在县城的仓库里当管理员,因为工作不顺心而负气参了军。毛君参军的理由也很简单。抗战结束后,他被大哥带到上海读书,已多年没有回过老家,而在上海,他看到了国民党征兵的布告。

毛君:国民党跟共产党两个人打起来,国民党各方面贴布告,说海军招考学员大队,初中毕业以上就可以去台湾当军官,受训六个月。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小孩子,一听到去当官,大家都高兴。17岁当什么官?一到台湾就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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