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20世纪90年代的前几年，泛起了一股讥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学科建设的“热炒”。这股“热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学术忧虑之外，包含着为数不少的“阴暗心理”。一是以此来掩饰那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渡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喧哗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处境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着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视镜去看书，结果给他看出一大堆新东西，只是这些新东西与书之所以为书没有关系。
这里，粗读指的是无目的性的感情阅读，或者起码是无学术目的性的普通阅读，它不想在文本中发现什么母题、隐喻、结构、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种普泛的阅读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纵，表现出喜怒哀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痴”；也可以对作者不满，边读边骂，掷书于地，就像有的人读王朔。其实，这种粗读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细读。而现今流行的所谓细读则是一种屎里觅道、卵中求骨的技术操作。这种操作没有先在的理论工具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学的东西而专门捕捉适合自己嗅觉结构的气息。所以，这种所谓细读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读，申言之，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字狱”。在国家无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学者们沽名钓誉的能指游戏，一旦“万里山河红旗展”，它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剑。这套所谓细读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发挥到登峰造极，实在无须舍近求远，请外来的和尚们再三垂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