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第一次给人的书写序。
我就在此写一写我们两人之间一些未曾曝光的秘密好了。
第一次见他，该是一九八三年或一九八四年，在大专会堂一个地下音乐会上，见他与乐队演出，他弹bass。同场还有刘以达一度组成的东方电子乐团。
第二次，是一九八五年经陈子良拉拢，与胡雪姬、郑智雄等组成只有十数期寿命的《中国青年周报》的编委会上。我们经常晚间“非法”借用《中外影画》的偌大会议室。
之后，在一九八七年。有一批没有固定工作、有时又身无分文的文艺青年老泡在柯士甸道“吃茶店”，喝咖啡中途会到楼下红孩儿游戏机中心打机，甚至到加拿芬道“剑桥”租房打麻雀打通宵。
一九八八年起，这批文艺青年（当时年约廿六七岁）开始行运，Herman（邱礼涛）也导演了第一部大电影《靓妹正传》，用了我写歌词的五六首绝不流行的流行曲做插曲。电影虽然惨淡收场， 但作为一个走入社会的文艺青年，算真正开展事业的起步。那一年，喝咖啡的聚会还没戒掉，但已转往现已拆卸的美丽华酒店丽柏coffee shop。
一九九〇年夏天他去北京，帮我三天内拍了四支常宽的music video，显见他控制成本与临场应变的能力。受《大影画》老总列孚所托，我与Herman转飞银川访问正在摄制《边走边唱》的陈凯歌。住在贺兰山宾馆最大的套房（其实只是招待所级别）， 除睡房外，有个足够五十人开会的会议厅。我和Herman偶尔还会提起那个接受了我们送西瓜的害羞清纯美女服务员。
在银川的数天中，我们也抽空去看望在附近拍摄《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的艾敬，和访问台湾导演叶鸿伟。
一九九〇年二月，我们专程去北京看崔健演唱会。上京只为看concert，证明他已步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
之后两年，我在北京工作，较少见面。忽然听说他要结婚，连他的喜宴我也没参加。这里多少由于他太太是谁我也不知道。
一九九三年，他拍了《人肉叉烧包》，声名大噪。我开始经常借这部电影来批评他变了。他自辩这是cult film。
一九九五年，我恳请他帮我为艾敬的music video《艳粉街的故事》做剪接。他亲自操作剪接机。
一九九六年，听说电影界很多人失业，他却五个月拍了四部电影。而九月起，我们开始上网，他看的internet书籍最多，理论基础最好。在E-mail里，他说，为女儿将来未雨绸缪，要拼命一点赚钱。十一月，他又同我专程飞去乌鲁木齐看新疆乐队艾斯卡尔的两场演唱会。
一九九七年至今，他依然是我们这班朋友中最忙、话题最广（包括股票、炒楼、汽车、摇滚乐、电影、黑社会、卡拉OK），又最照顾老婆女儿的一个。
Herman，可能系将香港生活和“乐与怒”结合得最和谐的摇滚中人。
